这首诗以少女怀春之幽怨苦闷，喻少年才士渴求仕进遇合之心情。这位少女八岁犹存爱美之心。古以长眉为美，所谓“青黛点眉眉细长”，犹为唐人入时装扮。十岁时就有了高洁的情操，郊外春游，知道缝缀荷花制成下裳。作者化用了屈原《离骚》语句：“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即是说，裁剪荷叶制成绿色的上衣，缝缀荷花再把它制成下裳。没有人了解我也毫不在乎，只要我内心情感确实芬芳。十二岁学艺刻苦，学弹秦筝，所用的银爪从不曾取下。十四岁怀春羞涩，藏于深阁，回避关系最亲的男性戚属，“悬知”，表现了女子半是希望半是担忧的待嫁心理。十五岁无处说相思，古时女子十五岁许嫁，诗中女主人公前途未卜，忧伤烦闷，又无处说相思，更无心为秋千之戏，这还不够，作者善作情语，让少女独自对面春风而泣，何等情思。

　　从此诗的描述看，这位诗中的姑娘也许是诗人初恋对象，因为只有青梅竹马的异性，才可能有如此近距离的观察，才写得出如此动人心弦的诗。可惜父母未能如其愿，姑娘在“泣春风”，也是诗人在叹息。“十五泣春风”正是写出了诗人与姑娘的这段恋爱，没有结果，从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了。

　　有专家研究此诗是自喻少负才华、渴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而又忧虑前途，证据是诗人在《樊南甲集序》中曾自称：“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近人韦然超认为，这是诗人在十六岁时因初恋对象之父母未能同意他们这段婚姻，而写下的这首诗，不能明题，故称“无题”。而且在其后的众多“无题”诗中有相当数量还是在写他的这段无果初恋。可见这位姑娘在诗人心中的地位，尽管此后诗人结婚生子，与夫人感情深笃，但这段初恋却深深地埋藏心底，时时以“无题”作诗念之。

　　这首小诗情趣盎然，诗人以淡逸清和的笔墨构画出一幅令人迷醉的山水晨景，并从中透露了他深沉热烈的内心世界。

　　这首诗取题渔翁，渔翁是贯串全诗首尾的核心形象。但是，诗人并非孤立地为渔翁画像，作品的意趣也不唯落在渔翁的形象之上。完整地看，构成诗篇全境的，除了辛劳不息的渔翁以外，还有渔翁置身于其中的山水天地，这两者在诗中留下了按各自的规律特点而发展变幻的形迹。但同时，诗人又把两者浑然融化，渔翁和自然景象结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共同显示着生活的节奏和内在的机趣。由夜而晨，是人类活动最丰富的时刻，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时刻，本诗即以此为景色发展的线索。因此，渔翁不断变换的举止行动和自然景色的无穷变幻便有了共同的时间依据，取得极为和谐的统一。

　　全诗共六句，按时间顺序，分三个层次。“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这是从夜到拂晓的景象。渔翁是这两句中最引人注目的形象，他夜宿山边，晨起汲水燃竹，以忙碌的身影形象地显示着时间的流转。伴随着渔翁的活动，诗人的笔触又自然而然地延及西岩、清湘、楚竹，西岩即永州西山，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一文中曾极言探得西山的欢悦，并描述了西山的高峻：居于西山之巅，“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而流经山下的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湘中记》，见《太平御览》卷六十五）。诗中的“清”字正显示了湘水的这一特点。再加以永州一带（今湖南零陵等地）盛产湘竹，于是，山、水、竹这些仿佛不经意地出现在诗句中的零星物象，却分明在读者脑海中构成了清新而完整的画面：轻纱般的薄雾笼罩着高山、流水、湘竹……司空图在《诗品》中有言：“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正可概括此诗首二句的艺术表现特点。这两句既设制了一个秀丽悦目的空间画面，又以夜幕初启、晨曦微露这样流动的时间感引出了下面对日出的描述，可以说在时空两方面奠定了全诗活跃而又清逸的基调。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这是最见诗人功力的妙句，也是全诗的精华所在，若从内容上给予整理，这两句描写的是以下情景：一方面是自然景色：烟销日出，山水顿绿；一方面是渔翁的行踪：渔船离岸而行，空间传来一声橹响。然而，诗人没有遵循这样的生活逻辑来组织诗句，却从自我感受出发，交错展现两种景象，更清晰地表现了发生于自然界的微妙变异。前一句中“烟销日出”和“不见人”，一是清晨常见之景，一是不知渔船何时悄然离去的突发意识，两者本无必然的联系，但如今同集一句，却唤起了人们的想象力：仿佛在日出的一刹那，天色暗而忽明，万物从朦胧中忽而显豁，这才使人猛然发觉渔船已无踪影。“不见人”这一骤生的感受成为一个标志，划开了日出前后的界限，真实生活中的日出过程得到艺术的强化，以一种夸张的节奏出现在读者眼前。紧接着的“欸乃一声”和“山水绿”更使耳中所闻之声与目中所见之景发生了奇特的依存关系。清晨，山水随着天色的变化，色彩由黯而明，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在诗中，随着划破静空的一下声响，万象皆绿，这一“绿”字不仅呈现出色彩的功能，而且给人一种动态感。这不禁使人想起王安石的著名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借春风的飘拂赋“绿”字以动态，而柳宗元则借声响的骤起，不仅赋之以动态，而且赋以顷刻转换的疾速感，生动地显现了日出的景象，令人更觉神奇。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艺理论家莱辛在指出诗与画的区别时曾说：“一切物体不仅在空间中存在，而且也在时间中存在。物体也持续，在它的持续期内的每一顷刻都可以现出不同的样子，并且和其它事物发生不同的关系。……诗在它的持续性的摹仿里，也只能运用物体的某一个属性，而所选择的就应该是，从诗要运用它那个观点去看，能够引起该物体的最生动的感性形象的那个属性。”（《拉奥孔》）柳宗元没有静止地去表现日出的壮丽辉煌，或去描摹日出后的光明世界，他正是充分发挥语言艺术的特长，抓住最有活力，最富生气的日出瞬间，把生活中常见的自然景象表现得比真实更为美好，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苏东坡论此诗道：“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冷斋诗话》）这是恰如其分的评语。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日出以后，画面更为开阔。此时渔船已进入中流，而回首骋目，只见山巅上正浮动着片片白云，好似无心无虑地前后相逐，诗境极是悠逸恬淡。对这一结尾苏东坡认为“虽不必亦可”，因而还引起一场争论，一时间，宋严羽、刘辰翁，明胡应麟、王世贞，清王士禛、沈德潜等人各呈己见，众说纷纭，但是他们的争论都局限在艺术趣味上，却没有深入体会柳宗元作此诗的处境和心情。柳宗元在诗文中，曾多次言及他被贬后沉重压抑的心绪，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他写道：“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理想抱负和冷酷的现实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极度悲愤的情况下，他“但当把锄荷锸，决溪泉为圃以给茹，其隟则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以此为适。”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表露得更明白：“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可见他并非以一颗平静恬淡的心徜徉于山水之间，而是强求宽解，以图寻得慰藉。但是，正如他在《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中所叹的那样：“谪弃非隐沧，登陟非远郊”，事实上，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有时候，他因一山一水的遭遇而想及自己的不幸，于是不胜怅惘感慨，有时候他在登陟跋涉中意有所感，情不自禁地显露出不平和抗争，正因为如此，他更强烈地希求摆脱这种精神的压抑。所以，与其说《渔翁》以充满奇趣的景色表现出淡逸的情调，不如说更袒露了隐于其后的一颗火热不安的心。这是热烈的向往，是急切的追求，诗中显示的自由安适的生活情趣对于处在禁锢状态的诗人来说，实在是太珍贵太美好了。于是，在写下日出奇句之后，诗人不欲甘休，以更显露地一吐自己的心愿为快，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云无心以出岫”的句子，宕开诗境，作了这样的收尾。只有真正体会柳宗元的现实处境，才能理解他结句的用心。诗人自始至终表现渔翁和大自然的相契之情，不仅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同样体现着他对自由人生的渴求。这也说明，要深入领会一篇作品的艺术风格，常常离不开对作者思想感情的准确把握。

　　这首七律作于杜甫客居成都时。诗题为“狂夫”，当以写人为主，诗却先从居住环境写来。

　　成都南门外有座小石桥，相传为诸葛亮送费祎处，名“万里桥”。过桥向东，就来到“百花潭”（即浣花溪），这一带地处水乡，景致幽美。当年杜甫就在这里营建草堂。饱经丧乱之后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他的心情舒展乃至旷放了。首联“即沧浪”三字，暗寓《渔夫》“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句意，逗起下文疏狂之意。“即”字表示出知足的意味，“岂其食鱼，必河之鲂”，有此清潭，又何必“沧浪”呢。“万里桥”与“百花潭”，“草堂”与“沧浪”，略相映带，似对非对，有形式天成之美；而一联之中涵四专名，由于它们展现极有次第，使读者目接一路风光，而境中又略有表意（“即沧浪”），便令人不觉痕迹。“万里”、百花”这类字面，使诗篇一开头就不落寒俭之态，为下文写“狂”预作铺垫。

　　这是一个斜风细雨天气，光景别饶情趣：翠竹轻摇，带着水光的枝枝叶叶明净悦目；细雨出落得荷花格外娇艳，而微风吹送，清香可闻。颔联结撰极为精心，写微风细雨全从境界见出。“含”“裛”两个动词运用极细腻生动。“含”比通常写微风的“拂”字感情色彩更浓，有小心爱护意味，则风之微不言而喻。“裛”通“浥”，比洗、洒一类字更轻柔，有“润物细无声”的意味，则雨之细也不言而喻。两句分咏风雨，而第三句风中有雨，这从“净”字可以体味（雨后翠筿如洗，方“净”）；第四句雨中有风，这从“香”字可以会心（没有微风，是嗅不到细香的）。这也就是通常使诗句更为凝炼精警的“互文”之妙了。两句中各有三个形容词：翠、娟娟（美好貌）、净；红、冉冉（娇柔貌）、香，却安置妥贴，无堆砌之感；而“冉冉”、“娟娟”的叠词，又平添音韵之美。要之，此联意蕴丰富，形式精工，充分体现作者的“晚节渐于诗律细”。

　　前四句写草堂及浣花溪的美丽景色，令人陶然。然而与此并不那么和谐的是诗人现实的生活处境。初到成都时，他曾靠故人严武接济，分赠禄米，而一旦这故人音书断绝，他一家子免不了挨饿。“厚禄故人书断绝”即写此事，这就导致“恒饥稚子色凄凉”。“饥而日恒，亏及幼子，至形于颜色，则全家可知”（萧涤非《杜甫诗选》），这是举一反三、举重该轻的手法。颈联句法是“上二下五”，“厚禄”、“恒饥”前置句首显著地位，从声律要求说是为了粘对，从诗意看，则强调“恒饥”的贫困处境，使接下去“欲填沟壑”的夸张说法不至有失实之感。

　　“填沟壑”，即倒毙路旁无人收葬，意犹饿死。这是何等严酷的生活现实呢。要在凡夫俗子，早从精神上被摧垮了。然而杜甫却不如此，他是“欲填沟壑唯疏放”，饱经患难，从没有被生活的磨难压倒，始终用一种倔强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打击，这就是所谓“疏放”。诗人的这种人生态度，不但没有随同岁月流逝而衰退，反而越来越增强了。你看，在几乎快饿死的境况下，他还兴致勃勃地在那里赞美“翠筿”、“红蕖”，美丽的自然风光哩！联系眼前的迷醉与现实的处境，诗人都不禁哑然“自笑”了：你是怎样一个越来越狂放的老头儿啊！（“自笑狂夫老更狂”）

　　在杜诗中，原不乏歌咏优美自然风光的佳作，也不乏抒写潦倒穷愁中开愁遣闷的名篇。而《狂夫》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它将两种看似无法调合的情景成功地调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意境。一面是“风含翠筿”、“雨裛红蕖”的赏心悦目之景，一面是“凄凉”“恒饥”、“欲填沟壑”的可悲可叹之事，全都由“狂夫”这一形象而统一起来。没有前半部分优美景致的描写，不足以表现“狂夫”的贫困不能移的精神；没有后半部分潦倒生计的描述，“狂夫”就会失其所以为“狂夫”。两种成分，真是缺一不可。因而，这种处理在艺术上是服从内容需要的，是十分成功的。

　　第一、二句诗人指出，即使是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篇也有历史局限性。

　　第三、四句诗人呼唤创新意识，希望诗歌写作要有时代精神和个性特点，大胆创新，反对演习守旧。

　　世人常常用这句诗来赞美人才辈出，或表示一代新人替换旧人，或新一代的崛起，就如滚滚长江，无法阻拦。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箇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麴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他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适之。他于742年（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开宝五载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适之诗句。“乐圣”即喜喝清酒，“避贤”，即不喝浊酒。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适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隆重出场了。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挚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难忘。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礼仪！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作。

　　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官吏，形同草芥，绝不会引人注目，多一个少一个也绝不会对官僚机构的运转有丝毫影响。他们的出现、存在、消失，全都悄无声息，上天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这样的小人物，是社会旋涡中真正的边缘人，边缘得不能再边缘。

　　这让人想到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长官的一个喷嚏，可以让小人物吓得发抖，一病不起，在战栗和恐惧中默默死亡。 小人物拯救自己的唯一的武器，只能是在内心默默向上帝祈祷，如此而已。

　　处在边缘的小人物的呼号，是软弱无力又震撼人心的。软弱无力，是因为位卑职微而不会有人理睬，不会有人在意；震撼人心，是因为这种呼号表明了不向命运认同、要自我的尊严和价值得到承认和尊重的自觉意识。

　　其实，当小人物自己有了这种自觉意识，他至少在内心当中就不在是卑微的了。

　　杜甫同李白的友谊，首先是从诗歌上结成的。这首怀念李白的五律，主要就是从这方面来落笔的。开头四句，一气贯注，都是对李白诗的热烈赞美。首句称赞他的诗冠绝当代。第二句是对上句的说明，是说他之所以“诗无敌”，就在于他思想情趣，卓异不凡，因而写出的诗，出尘拔俗，无人可比。接着赞美李白的诗像庾信那样清新，像鲍照那样俊逸。庾信、鲍照都是南北朝时的著名诗人。这四句，笔力峻拔，热情洋溢，首联的“也”、“然”两个语助词，既加强了赞美的语气，又加重了“诗无敌”、“思不群”的分量。

　　对李白奇伟瑰丽的诗篇，杜甫在题赠或怀念李白的诗中，总是赞扬备至。从此诗坦荡真率的赞语中，也可以见出杜甫对李白的诗作十分钦仰。这不仅表达了他对李白诗的无比喜爱，也体现了他们的诚挚友谊。这四句是因忆其人而忆及其诗，赞诗亦即忆人。但作者并不明说此意，而是通过第三联写离情，自然地加以补明。这样处理，不但简洁，还可避免平铺直叙，而使诗意前后勾联，曲折变化。

　　表面看来，第三联两句只是写了作者和李白各自所在之景。“渭北”指杜甫所在的长安一带；“江东”指李白正在漫游的江浙一带地方。“春天树”和“日暮云”都只是平实叙出，未作任何修饰描绘。分开来看，两句都很一般，并没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作者把它们组织在一联之中，却有了一种奇妙的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当作者在渭北思念江东的李白之时，也正是李白在江东思念渭北的作者之时；而作者遥望南天，惟见天边的云彩，李白翘首北国，惟见远处的树色，又见出两人的离别之恨，好像“春树”、“暮云”，也带着深重的离情。两句诗，牵连着双方同样的无限情思。回忆在一起时的种种美好时光，悬揣二人分别后的情形和此时的种种情状，这当中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这两句，看似平淡，实则每个字都千锤百炼；语言非常朴素，含蕴却极丰富，是历来传颂的名句。《杜臆》引王慎中语誉为“淡中之工”，极为赞赏。

　　上面将离情写得极深极浓，这就引出了末联的热切希望：“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欢聚，像过去那样，把酒论诗啊！”把酒论诗，这是作者最难忘怀、最为向往的事，以此作结，正与诗的开头呼应。说“重与”，是说过去曾经如此，这就使眼前不得重晤的怅恨更为悠远，加深了对友人的怀念。用“何时”作诘问语气，把希望早日重聚的愿望表达得更加强烈，使结尾余意不尽，回荡着作者的无限思情。

　　清代浦起龙说：“此篇纯于诗学结契上立意。”（《读杜心解》）道出了这首诗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全诗以赞诗起，以“论文”结，由诗转到人，由人又回到诗，转折过接，极其自然，通篇始终贯穿着一个“忆”字，把对人和对诗的倾慕怀念，结合得水乳交融。以景寓情的手法，更是出神入化，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写得深厚无比，情韵绵绵。

　　苏轼的这首《和董传留别》可能不为普通读者所熟知，而其中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却广为传诵，原因就在于它经典地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把读书视为积累知识、增长学问的有效途径。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常读书，日积月累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清代学者梁章钜说：“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事实证明，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腹有诗书”指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气”可以理解为“气质”或“精神风貌”。全句的重心在“自”上面，它强调了华美的气质是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

　　就苏轼送别的这位朋友董传而言，“气”不应简单地指读书所带给人的儒雅之气，更指古代读书人所推崇的在面对人生的失意和困窘时的乐观豁达的态度。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能“不改其乐”。王勃在人生落魄时高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董传身处贫穷，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可以从“囊空不办寻春马”一句看出。显然，苏轼对董传的人生态度还是非常欣赏的。在临别时送给朋友这一句，既是赞美，也是安慰。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阐明了读书与高雅气质的必然联系，凝练概括，深得读者喜爱。今天人们引用它来说明读书求知可以培养人高尚的品格和高雅的气质。也用来赞美别人学问渊博、气度不凡。

　　一般认为，湘夫人是湘水女性之神，与湘水男性之神湘君是配偶神。湘水是楚国境内所独有的最大河流。湘君、湘夫人这对神祇反映了原始初民崇拜自然神灵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神人恋爱”的构想。楚国民间文艺，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氛，祭坛实际上就是“剧坛”或“文坛”。以《湘君》和《湘夫人》为例：人们在祭湘君时，以女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君；祭湘夫人时，以男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夫人，各致以爱慕之深情。他们借神为对象，寄托人间纯朴真挚的爱情；同时也反映楚国人民与自然界的和谐。因为纵灌南楚的湘水与楚国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她像慈爱的母亲，哺育着楚国世世代代的人民。人们对湘水寄予深切的爱，把湘水视为爱之河，幸福之河，进而把湘水的描写人格化。神的形象也和人一样演出悲欢离合的故事，人民意念中的神，也就具体地罩上了历史传说人物的影子。湘君和湘夫人就是以舜与二妃（娥皇、女英）的传说为原型的。这样一来，神的形象不仅更为丰富生动，也更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在情感上靠近，使人感到亲切可近，富有人情味。

　　诗题虽为《湘夫人》，但诗中的主人公却是湘君。这首诗的主题主要是描写相恋者生死契阔、会合无缘。作品始终以候人不来为线索，在怅惘中向对方表示深长的怨望，但彼此之间的爱情始终不渝则是一致的。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　　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体会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实一笔挽合精卫、刑天而言，是对精卫、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猛志”一语，渊明颇爱用之，亦最能表现渊明个性之一面。《杂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壮之志。此诗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说是借托精卫、刑天，自道晚年怀抱。下面二句，乃申发此句之意蕴。“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同物”，言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之原形。“化去”，言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既无虑”实与“不复悔”对举。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下句言其死后，精卫、刑天生前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也。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发挥。渊明诗意绵密如此。“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结笔二句，叹惋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复仇雪恨之时机，终未能等待得到。诗情之波澜，至此由豪情万丈转为悲慨深沉，引人深长思之。猛志之常在，虽使人感佩；而时机之不遇，亦复使人悲惜。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