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被贬）53行：诗人从自己的家世和出生写起，回顾了自己有生以来的努力、追求、奋斗以及所遭受的失败，满腔悲愤地表述了矢志不渝的精神和九死未悔的态度。

　　第二章（反思）38行；接着面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反思。毕竟惨遭失败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诗人以“路径似未看清兮”领起，先以“退身修整服装”一般地表现自己的反思，但仅如此则缺乏波澜，且难以深入，所以借“家姐”这个人物从反面来责备、劝说，以逼出“找舜帝评理去”一节，既深化了反思，又强化了情感。连情谊最亲密、对自己最关心的“家姐”，也如此责骂、劝说，世上还有谁能理解自己呢？一气之下便“找舜帝评理去”。反思的结果，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第三章（再试）38行：又积极地重新求索，然而上下求索后却没有结果。诗人写自己的“仔细寻路”。这是在遭遇诽谤之后的重新努力，但无论叩“天门”还是“求美女”，都以失败告终。

　　第四章（徘徊）38行：诗人又陷入苦闷与徘徊之中。辛辛苦苦的求索又遭失败，究竟何去何从？诗人无奈，于是“取琼茅来卜卦”，请灵氛为他占算以决疑。灵氛卜卦的结果是必须远游离开楚国才有出路。经过一番考虑，仍然犹豫不决。于是再请巫师降神求教。之后，又经反复审慎的思索，最终决定“远游自离去”，离开楚国出游。

　　第五章（他投）21行；通过审慎思虑后，诗人结束了自己的徘徊，认可了灵氛的“吉卦”，选择“吉日”出发。但充满憧憬的出游还是因为“眷顾楚国”而中途放弃了：”曲身回首停步“。结果只能选择以死殉国，“追随彭咸归去！”

　　诗歌通篇是第一人称叙事的结构，情节分明，脉络清晰，而它的言志、抒情，则全都融入叙事过程之中，密切结合情节发展的具体阶段来进行，从而达到一种悲愤倾诉的强烈效果。

　　人们常爱用“多义性”来解说诗意，这其实并不准确。“诗言志，歌永言”（《尚书·尧典》）。当诗人作诗以抒写情志之时，其表达意向应该是明确的，不可能存在迥然不同的多种含义。但是，诗人用以表达情志的词语，却往往是多义的。倘若在诗之上下文中，那多种含义均可贯通，说诗者就很难判断，究竟何义为作者所欲表达的“原意”了。为了不至过于武断，人们只好承认：那首诗本有着“多种含义”。对于《葛覃》，遇到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难题。这首诗的主旨，全在末章点示的“归宁父母”一句。然而“归”在古代，既可指称女子之出嫁，如《桃夭》的“之子于归”；又可指称出嫁女子的回返娘家，如《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记“冬，杞伯姬来，归宁也”。所以，《毛诗序》定此诗为赞美“后妃”出嫁前“志在女工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的美德，其出嫁可以“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而今人余冠英等则以为，这是抒写一贵族女子准备归宁（回娘家）之情的诗。二者对主旨的判断相去甚远，但在诗意上又均可圆通。究竟取“出嫁”说好呢，还是“回娘家”说好，也实在无法与诗人对证，只能留下一个悬案。

　　不管抒情主人公是待嫁女还是新嫁娘，她此刻正处在喜悦而急切的企盼之中却毫无疑问。诗分三章，展出的是跳跃相接的三幅画境。首章似乎无人，眼间只见一派清碧如染的葛藤，蔓延在幽静的山沟；然而这幽静的清碧，又立即为一阵“喈喈”的鸣啭打破，抬眼一看，原来是美丽的黄雀，在灌木丛上啁哳。这“无人”的境界只是作者营造的一种画境，在那绿葛、黄雀背后，还有一位喜悦的女主人公，在那里顾盼、聆听。次章终于让女主人公走进了诗中，但那身影却是飘忽的：刚看到她弯腰“刈”藤的情景，转眼间又见她在家中“濩”葛、织作了。于是那萋萋满谷的葛藤，又幻化成一匹匹飘拂的葛布；而女主人公，则已在铜镜前披着这“絺綌”，正喜孜孜试身。那一句“服之无斁”，透露着辛勤劳作后无限的快慰和自豪。三章的境界却又一变，诗行中多了位慈祥的“师氏”。她似乎在倾听，又似乎在指点，因为她的女主人，此刻正央求她告知急需澣洗的衣物。“害澣？害否？归宁父母”——那便是情急的女主人公，带着羞涩和抑制不住的喜悦，终于向师氏透露的内心的秘密。这里终于透露出，这位女主人公，原来是一位急切待“归”（出嫁或者回娘家）的新人。这样，前两章的似断似续，山谷中葛藤、黄雀的美好春景，和“刈濩”、织作的繁忙劳动，就不仅传达着女主人公期盼中的喜悦，而且表现着一种熟习女工、勤劳能干的自夸自赞了。这样的女子，无论是嫁到夫家还是回返娘家，都是足以令夫家爱怜并带给父母莫大安慰的。

　　在中国的传统中，对女子的要求从来是严苛的。所谓“妇德、妇言、妇功、妇容”，便是古代的男子世界所强加给女子必须习练的“妇教”。其要在于规定女子必须“贞顺”、“婉媚”和勤于丝麻织作之劳，老老实实作男子的附庸和婢妾，若非如此，便不配为人之妇。此诗所表现的，便正是一位“待归”女子勤于“妇功”的情景。

　　《简兮》一诗的主题，旧说是讽刺卫君不能任贤授能、使贤者居于伶官的诗，如《毛诗序》、朱熹《诗集传》、方玉润《诗经原始》、吴闿生《诗义会通》等均持此说。而今人多以为《毛诗序》不足征，纷出新解。邓荃《诗经国风译注》认为是描写舞女辛酸的诗歌，翟相君《诗经新解》却考定诗中舞者为庄姜，此篇是讽谕卫庄公沉湎声色的作品。案据诗中所用“山有榛，隰有苓”这一隐语，可知有关男女情思，所以余冠英《诗经选》、高亨《诗经今注》、袁梅《诗经译注》等认为是卫国宫廷女子（贵族妇女或一般侍女）赞美、爱慕舞师的诗歌，此说可从。最后一章的低回缠绵之气与前三章所描写的豪迈壮阔气象反差极大，疑为错简。然古代一直这么错下来，以误区当真境，亦无不可。

　　全诗的艺术魅力主要来自第四章，吴闿生《诗义会通》曾引旧评说“末章词微意远，缥缈无端”，这一章用朦胧的意象和晦涩的隐语将这位女性绵邈低徊的相思展示无遗。诗歌用“山有榛，隰有苓”托兴，根据《诗经》中其他七处“山有……”“隰有……”对举句式的理解，此处是以树隐喻男子，以草隐喻女子，托兴男女情思，引出下文“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西方美人”，旧说多附和曲解，诗意因此玄之又玄。在诗中，“西方美人”乃是指舞师，其例一同于屈原用美人代指楚王。后四句若断若连，回环复沓，意味深远。“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两句是“云谁之思？西方美人”两句的扩展延伸，钟惺《评点诗经》云：“看他西方美人，美人西方，只倒转两字，而意已远，词已悲矣。”而“后一章两‘兮’字忽作变调，亦与首章首句神韵相应”（陈继揆《读诗臆补》），以“细媚淡远之笔作结，神韵绝佳”（牛运震《诗志》）。

　　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官吏，形同草芥，绝不会引人注目，多一个少一个也绝不会对官僚机构的运转有丝毫影响。他们的出现、存在、消失，全都悄无声息，上天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这样的小人物，是社会旋涡中真正的边缘人，边缘得不能再边缘。

　　这让人想到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长官的一个喷嚏，可以让小人物吓得发抖，一病不起，在战栗和恐惧中默默死亡。 小人物拯救自己的唯一的武器，只能是在内心默默向上帝祈祷，如此而已。

　　处在边缘的小人物的呼号，是软弱无力又震撼人心的。软弱无力，是因为位卑职微而不会有人理睬，不会有人在意；震撼人心，是因为这种呼号表明了不向命运认同、要自我的尊严和价值得到承认和尊重的自觉意识。

　　其实，当小人物自己有了这种自觉意识，他至少在内心当中就不在是卑微的了。

　　一般认为，湘夫人是湘水女性之神，与湘水男性之神湘君是配偶神。湘水是楚国境内所独有的最大河流。湘君、湘夫人这对神祇反映了原始初民崇拜自然神灵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神人恋爱”的构想。楚国民间文艺，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氛，祭坛实际上就是“剧坛”或“文坛”。以《湘君》和《湘夫人》为例：人们在祭湘君时，以女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君；祭湘夫人时，以男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夫人，各致以爱慕之深情。他们借神为对象，寄托人间纯朴真挚的爱情；同时也反映楚国人民与自然界的和谐。因为纵灌南楚的湘水与楚国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她像慈爱的母亲，哺育着楚国世世代代的人民。人们对湘水寄予深切的爱，把湘水视为爱之河，幸福之河，进而把湘水的描写人格化。神的形象也和人一样演出悲欢离合的故事，人民意念中的神，也就具体地罩上了历史传说人物的影子。湘君和湘夫人就是以舜与二妃（娥皇、女英）的传说为原型的。这样一来，神的形象不仅更为丰富生动，也更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在情感上靠近，使人感到亲切可近，富有人情味。

　　诗题虽为《湘夫人》，但诗中的主人公却是湘君。这首诗的主题主要是描写相恋者生死契阔、会合无缘。作品始终以候人不来为线索，在怅惘中向对方表示深长的怨望，但彼此之间的爱情始终不渝则是一致的。

　　《毛诗序》云：“《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孔疏云：“毛以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陈别有小君内有贞顺之德，外有服饰之盛，德称其服宜与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泆之行，不能与君子偕老。”他们认为此诗所写的服饰仪容之美属于理想的“小君”（国君之妻）。而朱熹《诗集传》则说：“言夫人当与君子偕老，故其服饰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宽广，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虽有是服，亦将如之何哉！言不称也。”他以为服饰仪容之美乃是反衬宣姜人品行为之丑。在这点上今之学者又多从朱熹之说。

　　全诗三章，首章七句，次章九句，末章八句，错落有致。首章揭出通篇纲领，章法巧妙。宣姜本是卫宣公之子伋的未婚妻，不幸被宣公霸占，后来又与庶子顽私通，劣迹斑斑。“君子偕老”一句基此而来，起调突兀如当头棒喝，寓意深婉，褒贬自明。“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四句造语奇特，叙服饰与叙仪容相交叉，辞藻工美，极力渲染宣姜来嫁时服饰的鲜艳绚丽，仪容的雍容华贵。末二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逗露讥刺，全诗惟此二句是刺意，其他均是赞叹称美之辞，但此二句与“君子偕老”一句遥相呼应，暗自缀合，含蓄蕴藉，藏而不露。

　　次章与末章用赋法反覆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美。次章起始“玼兮玼兮”六句与末章起始“瑳兮瑳兮”四句复说服饰之盛，次章“扬且之皙也”三句与末章“子之清扬”四句是复说容貌之美。“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二句神光离合，仿佛天仙帝女降临尘寰，无怪乎姚际恒《诗经通论》称此诗为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之滥觞，并谓“‘山河’、‘天帝’，广揽遐观，惊心动魄，有非言辞可释之妙”。“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二句巧于措辞，深意愈出，余音袅袅，意味无穷。这两章造句齐整，意象迷离，所以陈继揆《读风臆补》说：“后两章逸艳绝伦，若除去‘也’字，都作七字读，即为七言之祖。”

　　全诗反覆铺陈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盛美，是为了反衬其内心世界的丑恶与行为的污秽，铺陈处用力多，反衬处立意妙，对比鲜明，辛辣幽默，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

　　此诗主人公采蘩者的身份，历来有很多说法。《毛诗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是以为此乃贵族夫人自咏之辞，说的是尽职“奉祭祀”之事。朱熹《诗集传》则曰：“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夫人能尽诚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定主人公为“家人”，这是对毛序的一大修正。不过以为那辛勤“采蘩”、“夙夜在公”的还是“诸侯夫人”，于诗意未免仍有隔膜。

　　诚然，古代贵族夫人也确有主管宗庙祭祀的职责，但并不直接从事采摘、洗煮等劳作。《周礼·春官宗伯》称：“世妇，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贾公彦疏谓“女宫”乃指有罪“从坐”、“没入县官”而供“役使”之女，又称“刑女”。凡宫中祭祀涉及的“濯摡及粢盛之爨”，均由“女宫”担任。而此诗中的主人公，既称“夙夜在公”，又直指其所忙碌的地方为“公侯之宫”，则其口吻显示的身份，自是供“役使”的“女宫”之类无疑。因此，把这首诗定为是一首反映宫女们为祭祀而劳作的诗，更为合理。

　　诗之开篇，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些忙于“采蘩”的女宫人。她们往来于池沼、山涧之间，采够了祭祀所需的白蒿，就急急忙忙送去“公侯之宫”。诗中采用的是短促的问答之语：“哪里采的白蒿？”“水洲中、池塘边。”“采来作什么？”“公侯之家祭祀用”答问之简洁，显出采蘩之女劳作之繁忙，似乎只在往来的路途中，对询问者的匆匆一语之答。答过前一问，女宫人的身影早已过去；再追上后一问，那“公侯之事”的应答已传自远处。这便是首章透露的氛圈。再加上第二章的复叠，便愈加显得忙碌无暇，简直可以从中读出穿梭而过的女宫人的匆匆身影，读出那从池沼、山涧飘来，又急促飘往“公侯之宫”的匆匆步履。

　　第三章是一个跳跃，从繁忙的野外采摘，跳向了忙碌的宗庙供祭。据上引《周礼》“世妇”注疏，在祭祀“前三日”，女宫人便得夜夜“宿”于宫中，以从事洗涤祭器、蒸煮“粢盛”等杂务。由于干的是供祭事务，还得打扮得漂漂亮亮，戴上光洁黑亮的发饰。这样一种“夙夜在公”的劳作，把女宫人折腾得不成样子。诗中妙在不作铺陈，只从她们发饰“僮僮”（光洁）向“祁祁”（松散）的变化上着墨，便入木三分地画下了女宫人劳累操作而无暇自顾的情状。那曳着松散的发辫行走在回家路上的女宫人，此刻带几分庆幸、几分辛酸，似乎已不必再加细辨——“薄言还归”的结句，已化作长长的喟叹之声，对此作了无言的回答。

　　如此看来，以《采蘩》为诸侯夫人自咏，固属附会；而认其为“家人”赞美夫人之作，亦属穿凿。穿行于诗中的，其实是夙夜劳瘁的女宫人而已：短促的同答，透露着她们为贵族祭祀采蘩的苦辛；发饰的变化，记录着她们“夙夜在公”的悲凉。古代的祭祀排场，原本就为鬼神“降福”贵族而设，卑贱的下人除了付出劳辛，没有幸福可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首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的山歌，是奴仆们在服劳役休息时闲唱的。山歌中第一、二段是互相问答，问答内容为采蘩的地点和目的。第三段则是奴仆们不满的牢骚怨言，因为王公贵族的祭祀，连小小的僮仆也要服劳役，更不要说是成年男女了。歌中所表现出的不满和无奈，在最后一句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夙夜在公侯家，昼夜服役，连想回家的话都不敢说，表现出封建王公贵族的残酷。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这本是召南地区的一种风俗习惯，但是，在以往的服劳役中，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劳累，所以这次的服劳役便以山歌的形式留传下来了。

　　此诗为三章叠咏，而其主要特色在于前两章以一问一答出之。末章写采蘩者的仪容，用“僮僮”、“祁祁”，言语虽简，而人物之仪态神情可现。而一问一答的形式，明显地受了原始民歌的影响。

　　此诗分三章，每章共七句。首章写在楚丘营建宫室。古代科学技术还比较原始，建造宅邸需要定向，只能依靠日星。定星每年夏历十月十五至十一月初，黄昏时分出现在正南天空，与北极星相对应，就可准确测定南北方位。至于东西，揆度日影也可确知。又十月后期方届农闲，严寒尚未至，古人于此时修宫筑室，自是相当科学。至于栽种树木，古代在宫殿庙宇建筑旁需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类，也有一定规定。楚丘宫庙等处种植了“榛栗”，这两种树的果实可供祭祀；种植了“椅桐梓漆”，这四种树成材后都是制作琴瑟的好材料。古人大兴土木兼顾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这对今天也是一种启发。“爰伐琴瑟”，很有意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立国之初就考虑到将来能歌舞升平，琴瑟悠飏，可见深谋远虑与充满自信，非苟且偷安者比，由此让人品尝出诗中隐寓的褒美之意。首章写的是群体劳动，那样的科学规划，那样的紧张有序，那样的自豪自信，在颇为整饬而略带进行曲色彩的诗行中，读者仿佛触摸到了卫人重建家园时那种明朗而又热烈的欢快脉搏。可是，人们不可能自发盲目劳作，也不可能群龙无首，这一大规模工程究竟由谁擘画和领导的，由此造成小小悬念，自然折入二章的倒叙缘由，章法安排上具有跌宕之势。

　　二章追叙卫文公卜筑楚丘的全过程。全过程包括二个层次：尽人事，敬天命。前五句为尽人事，先是“望”，后是“观”。望是登高远望，登上漕邑故墟，眺望楚丘。“望楚”的重复，说明端详得极其细致，慎重而又慎重。此外。还考察了附近的堂邑和高高下下的大小山丘。这显示文公有丰富的堪舆风水知识。“观”是降观，下到田地察看蚕桑水土，是否宜耕宜渔。这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根本大计，作为贤君自然不会疏忽。这五句从“登”到“降”，从“望”到“观”，全景扫描，场面宏远，在广阔雄伟的背景上刻划了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文公形象。最后两句写占卜，经“天意”认可，人事才算定局，它有助于今天读者认识古代历史。

　　与二章大刀阔斧手笔迥不相侔，三章却于细微处见精神。三章写文公躬劝农桑。“好雨知时节”，有一天夜里春雨绵绵滋润大地，黎明时分天转晴朗，文公侵晨起身，披星戴月，吩咐车夫套车赶往桑田。这幅具体的细节描写图，要传达的信息也不言而喻：文公重视农业生产，亲自前往劝耕督种。由小见大，文公平时夙兴夜寐劳瘁国事的情景，都不难想见。

　　三章的最末三句是全篇的结穴，揭出题旨：他可不是平庸的一般的人，他的用心是多么的实在多么的深远啊！全诗叙事，都用赋的手法，从赋中让人品味出赞颂的韵味。“匪直也人，秉心塞渊。”二句虽然也是赋，却有更多的抒情色彩。由于文公“秉心塞渊”，崇尚实际，不繁文缛节做表面文章，才使卫国由弱变强。一、二、三章的所有叙写，无不围绕“秉心塞渊”而展开。

　　诗末句“騋牝三千”，好像与全诗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是构成一种因果关系。上述卜地、筑宫、兴农种种是因，此句是果。兵强马壮，常体现一国的富强，在文公治理下，卫国确实日臻富强。《诗经原始》也高度评价文公治卫，称其“不数年而戎马寖强，蚕桑尤盛，为河北巨邦。其后孔子适卫犹有庶哉之叹，则再造之功不可泯也”。

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
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帝，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魏风·汾沮洳》全诗共为三章，各以“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汾一曲，言采其藚”起兴。这“沮洳”、“一方”、“一曲”词语的变换，不仅显示这位民间女子劳动内容的不同，还表示空间和时间的变换。也就是说，不论这位痴情女子干什么活儿，也不论是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她总是思念着自己的意中人，足见其一往钟情的程度了。把这位女子思慕情人的痴情之状描摹得栩栩如生。接着又用“彼其之子，美无度”、“彼其之子，美如英”、“彼其之子，美如玉”来赞美男子的仪容。“美无度”是“美极了”，“美得无法形容”之谓。“美如英”，是说男子美得像怒放的鲜花；“美如玉”，是说男子容光焕发，有美玉般的光彩。这些是关于男子美貌的描写。诗的最后。以“美无度，殊异乎公路”、“美如英，殊异乎公行”、“美如玉，殊异乎公族”作结。也就是说，这位女子的意中人，不仅只长相漂亮，而他的身份地位，连那些“公路”、“公行”、“公族”等达官贵人，也望尘莫及的。此诗女主人公不只是对勤劳男子良好形象的赞叹不已，更重要的在于他美得“殊异”乎公路、公行、公族。这个普通的劳动者，和那些高贵的官吏有着本质的区别。全诗结束，见不到女子所思之人的正面描写，但通过这种对比、烘托的艺术手法，却把这位未露面的男子描写得如见其人了。

　　这首诗在篇章结构上，是《诗经》中常见的叠句重章、反复吟咏的艺术形式。三章字句变化无多，而诗意却层层递进。“美无度”是对所思男子之美的概括描写；“美如英”是对所思男子的仪表之赞美；“美如玉”是对所思男子人品的赞美。而又以“公路”、“公行”、“公族”加以具体映衬，这就更加凸现了“彼其之子”的美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