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落》厉汉乐府“横吹曲。鲍照沿用乐府旧题，创作了这首前所未见的杂言诗。

　　诗的起句开门见山： “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嗟。。这里的“杂树。和“梅”含有象征意义。杂树， “亦指世间悠悠者流”。即一般无节操的土大夫，梅，指节操高尚的旷达贤土。庭院中有各种树木，而诗人最赞赏的是梅花，观点十分鲜明。 ·

　　下面是诗人与杂树的对话。 “问君何独然?。这句是假托杂树的问话：你为什么单单赞赏梅花呢?诗人答道，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曰，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念其。之。其。，谓梅花； “念尔”之“尔”，谓杂树。全句意为，因梅花不畏严寒，能在霜中开花，露中结实，而杂树只能在春风中摇曳，桂春日下盛开，有的虽然也能在霜中开花，却又随寒风零落而没有耐寒的品质。在此，诗人将杂树拟人，并将它与梅花放在一起，用对比的方式加以描绘、说明，通过对耐寒梅花的赞美，批判了杂树的软弱动摇。两者在比较中得到鉴别，强化，可谓相得益彰。

　　本诗主要是托讽之辞，采用杂言，音节顿挫激扬，富于变化其一褒一贬，表现了诗人鲜明的态度。这与作者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鲍照“家世贫贱。， (鲍照《拜侍郎上疏》)在宦途上饱受压抑。他痛恨门阀土族制度，对刘宋王朝的统治深为不满，因此，他那质朴的诗句申明确表示了对节操低下的士大夫的蔑视和对旷达之士的赞扬。这里还包含着寒士被压抑的义愤和对高门世族垄断政权的控诉。诗歌以充沛的气势，强烈的个性，明陕的语言，给读者以震撼。

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
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
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
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关山月》是一首较有感染力的抒情诗，引用汉代故事描述了因战事而离别的夫妇间相思之衷情与哀愁。诗人又巧用十五圆月作引子，抒发了内心的深情。此诗虽只有简洁八句四十个字，但写得情景交融，历历在目，呈现出一幅征夫思妇的互念互思的情感相思图。诗人基于深厚的功底，功妙的艺术构思，简洁的语言，成功地创作出这一首的古题新作。其中有三个值得赏析和品味的诗点。

　　首先，有感而作，国事家事也萦怀于心，将边关战争和征夫思妇融于一起而描述在诗中。当时也是多事之秋，战事频繁，影响到国泰民安，百姓家庭团圆幸福，诗人抓住征夫远在边塞而思念家人的情思作为着笔点，既有了边关战事，更写出了远征战士家庭的情感，流露出对征人远离亲人的同情，对战争的谴责，这首诗作成功之处就在于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与人民性，摆脱了宫体诗作内容的贫乏。

　　其次，诗作构思设计的艺术性。以十五夜之月为线索，从而勾引出征夫在边塞月下思妻，高楼上妻室念征夫的两个情景画面，这是在情景交融中抒发了两地相思情增和怨伤。而后四句则又转回到边塞的征夫心怀：战事犹酣，解甲归田恐是遥遥无期，忧虑无限，无形中也对应思妇在高楼遥望边疆而无眠，隐含了思妇伤心地牵挂，企盼早日相聚。这样一种构思巧妙地突出：对战争的怨恨；对夫妻别离思念之同情；对圆月美景却带来了更多离愁的怨伤。

　　再次，语言应用简洁圆润，善用词语增强意蕴。八句四十字，简明清晰，用“高楼”更见望眼欲穿，“云阵”和“战气”更见战事形势紧张，气氛逼人，“映”更见城楼军旗飘荡，杀气迷弥。“复”更突出归期遥遥。这也显露诗人纯熟的诗歌语言和平时的功底。

　　《西洲曲》，五言三十二句，是南朝乐府民歌中少见的长篇。全文感情十分细腻，“充满了曼丽宛曲的情调，清辞俊语，连翩不绝，令人‘情灵摇荡’。”《西洲曲》可谓这一时期民歌中最成熟最精致的代表作之一。

　　首句由“梅”而唤起女子对昔日与情人在西洲游乐的美好回忆以及对情人的思念。自此，纵然时空流转，然而思念却从未停歇。接下来是几幅场景的描写：西洲游乐，女子杏红的衣衫与乌黑的鬓发相映生辉、光彩照人；开门迎郎，满怀希望继而失望，心情跌宕；出门采莲，借采莲来表达对情人的爱慕与思念；登楼望郎，凭栏苦候，寄情南风与幽梦，盼望与情人相聚。这其中时空变化，心情也多变，时而焦虑，时而温情，时而甜蜜，时而惆怅，全篇无论是文字还是情感都流动缠绵。

　　《西洲曲》在艺术上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善于在动态中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比如“门中露翠钿”一句，生动形象地通过动作表达出了人物的心情，而“采莲南塘秋”六句，是全篇的精华所在，它集中笔墨描写主人公的含情姿态，借物抒情，通过“采莲”“弄莲”“置莲”三个动作，极有层次地写出人物感情的变化，动作心理描写细致入微，真情感人。

　　第二是叠字和顶真的运用。“开门迎郎”场景中，四个“门”字的叠用，强化了女子急切盼望心上人的到来，而不时从门缝向外张望的焦虑心情。“出门采莲”场景中，又连用七个“莲”字，着意渲染女子缠绵的情思。而顶真的运用使得句子灵活生动，朗朗上口。

　　第三是双关隐语的运用。双关隐语，是南朝乐府民歌中一个显明的特征，它在诗经时代的民歌和汉魏乐府民歌中很少见。一说“莲”与“怜”字谐音双关，而“怜”又是“爱”的意思，隐语极言女子对情人的爱恋。同时，“莲子清如水”暗示感情的纯洁，而“莲心彻底红”是说感情的浓烈。这些双关隐语的运用使诗歌显得含蓄多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诗以“难解”著称，有研究者将其称之为南朝文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比如关于此诗的叙述视角就有不同解读，多数人从女子的视角来理解，也有人从男子的视角入手，认为“忆梅下西洲”中的“梅”指代男主角所寄情的心上人。常言道，诗无达诂，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多种新的视角，从而使诗歌的意蕴更加丰富。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
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

　　这是一首乐府诗，《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一类。魏晋以来，文人创作乐府诗往往有一个特点：总是围绕着“古辞”（汉乐府）打转转，或拟古辞，或以古辞为引子生发开去（当然也有弃古辞于不顾而自铸伟辞的）。这种从古辞中寻找“母题”使创作上有所依傍的作法，已形成一个程式。南朝诗人写乐府诗虽然也依这一程式，但却出现另一种倾向，他们有时撇开汉乐府古辞，而直接上溯到《楚辞》中去寻找“母题”。比如，南齐王融和萧梁费昶都写过一首《思公子》，中心题旨就是采自《楚辞·九歌》：“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谢朓的这首诗也属于这种情况，其“母题”出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也就是说，诗人的创作灵感获自《楚辞》，而所写内容则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在古老的“母题”之中，贯注了活生生的现实内容。

　　蔓，蔓延；红英，即红花。春天，绿草如丝，葱葱茸茸，蔓延大地，绘写出一派绿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树上，红花竞放，绚丽夺目。绿的氛围，红的点染，在鲜明的对比之中，烘托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窈窕少女，目睹此景，心伤离情，不禁怦然心动，情思缱绻，不无惆怅地发出了感叹：“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意谓：且不要说心上的人儿不回来，即使等到他回来，那绚丽的花朵早已凋谢了，那大好春光早已白白地流逝了，我那美妙的年华也早巳悄然飘去了。红颜难久持。这里，诗人不主要写少女如何急切地等待着情人，如何急不可耐，而是着重写她对于红花的珍惜，对于大好春色的留恋，由此描写出她思君、恋君的春一般的情愫，流露了“美人迟暮”的怅然之情。如此写来，就把主人公的心态从一般的少女怀春，从感情的倾诉和宣泄，升华到了一种对春的珍惜、对时的留恋的理性高度，渗透出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这样，从景的描绘，到情的抒发，再到理性的升华，三者水乳交融般地融汇在一起了。所以，这是一首充满了生命意识的景、情、理俱佳的好诗。

　　诗虽短小，艺术风格却颇具特色，体现了齐梁间诗歌创作雅俗结合的一种倾向。首先，从《楚辞》中生发出来的母题，显而易见带有文人的雅、艳色彩，暗示了它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但诗人却用南朝乐府民歌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来表现这一古老“母题”，这便将原有华贵、雍雅的色彩悄悄褪去，淡化，使之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清思婉转，风情摇曳的特色。其次，诗写春的景色逗引起春的情思，因景而生情，情景相生，短章逸韵，风姿绰约，这原是南朝乐府民歌的本色，是“俗”。然而在描写笔法上却颇具匠心，诗人在绿的氛围中缀以红花的点染，巧笔对比，着意渲染，流露出文人精心构制的痕迹，表现出“雅”。雅俗结合，创为佳构。另外，诗的用韵也值得一提。诗用仄韵，短促，急切，对表现出主人公惜春、惜时的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起到很好的作用，呈现出语浅意深、韵短情长的艺术风貌。

　　兔园，《史记》称东苑，在今河南商丘市东。逊时在扬州，诗一开头就标出兔园是因为建安王萧伟与梁孝王刘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史记·粱孝王世家》云：“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而建安王萧伟《梁书》本传云：“伟少好学，笃诚通恕，趋贤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游士、当世知名者，莫不毕至。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伟又加穿筑，增植嘉树珍果，穷极雕丽，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世藩邸之盛，无以过焉。”建安王萧伟的芳林苑，恰似梁孝王刘武的兔园。诗中的兔园，意即指芳林苑。园中百卉，独咏梅花是因为梅花自有它独特的标格。正当冰封大地、万木萧疏之时，梅花已预报了春天的来临，所以说“惊时最是梅”。“惊”字用拟人笔法，突出梅花对节令转换的特殊敏感，尤为醒目。

　　“衔霜当路发”四句，则具体地描绘梅花的高标逸韵。它不畏严寒，凌霜傲雪，嫣然开放。正因梅花盛开，霜落其上，故曰“衔”。正因梅花盛开，千娇百媚，与白雪相映成趣，故曰“映”。却月观，凌风台，想必是园中的主要景点，自然梅花更盛。“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陆游《落梅》其一）一个“横”字，写出了梅花凌寒怒放的高贵品格；一个“绕”字，写尽了梅花俏丽报春的妩媚情态。从语法上讲，“衔霜”、“映雪”是动宾结构，“枝横”、“花绕”是主谓结构，这样就错落有致地写出了满园梅花盛开、光彩照眼的动人情景。

　　满园梅花动诗兴。诗人不禁由花事联想到人事，想起了人世间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汉武帝的陈皇后，擅宠骄贵，终因骄妒失宠，退居长门宫，愁闷悲思，闻司马相如工文章，遂奉黄金百斤，令为解愁之辞，相如为作《长门赋》，中云：“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息悒而增欷兮，屣履起而彷徨。……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故诗曰：“朝洒长门泣”。《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文君之父卓王孙开始反对两人的婚事，后经劝说，不得已而“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后汉武帝命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和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故诗曰：“夕驻临邛杯。”

　　“朝洒”二句，一悲一喜，一离一合，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两事都与司马相如有关。写兔园之梅，为何联想到司马相如呢？因为司马相如和梁孝王还有一段因缘。梁孝王到首都长安，带来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文士，相如见而悦之，遂借口有病而辞官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一住几年，乃著《子虚赋》（见《史记·司马相如传》）。诗人是将建安王比作梁孝王，将芳林苑比作兔园，而将自己比作司马相如。有人说：“长门借喻闺妇，临邛借喻游子，意谓闺妇方见梅伤春时，而游子亦罢饮思家也。”（何融《何水部诗注》）这种理解似失之于浅俗，与整首诗的基调亦不尽吻合。建安王萧伟爱客接士，何逊以卓越的才能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遂引为水曹行参军兼记室，日与游宴，深被恩礼。何逊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似不应有消极悲愁之叹。最后“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二句，寓有人生有限，应当及早建功立业的思想。整首诗的基调还是积极向上的。作者是以司马相如自喻，借咏梅来表现自己坚定的情操和高远的志向。陆时雍所说：“何逊好梅，梅诗绝未见佳，其所好在形骸之外。”（《古诗镜》卷二十二）尚属皮相之见。

兹岳蕴虚诡，凭览趣亦赡。九峰相接连，五渚逆萦浸。

层阿疲且引，绝岩畅方禁。溜众夏更寒，林交昼常荫。

伊余久缁涅，复得味恬淡。愿逐安期生，于焉惬高枕。

赤如城霞起，青如松雾澈。黑如幽都云，白如瑶池雪。

游客重相欢，连镳出上兰。值泉倾盖饮，逢花驻马看。

平湖泛玉舳，高堰歇金鞍。半道闻荷气，中流觉水寒。

　　这首“泻水置平地”是鲍照《拟行路难》中的第四篇，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沈得潜说，此诗“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