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商隐作幕梓州后期之作，为咏梅而寓意之诗。写在百花争艳的春天，寒梅早已开过，所以题为“忆梅”。

　　一开始诗人的思绪并不在梅花上面，则是为留滞异乡而苦。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台）离长安一千八百余里，以唐代疆域之辽阔而竟称“天涯”，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李商隐是在仕途抑塞、妻子去世的情况下应柳仲郢之辟，来到梓州的。独居异乡，寄迹幕府，已自感到孤孑苦闷，想不到竟一住数年，意绪之无聊郁闷更可想而知。“定定住天涯”，就是这个痛苦灵魂的心声。定定，犹“死死地”、“牢牢地”，诗人感到自己竟象是永远地被钉死在这异乡的土地上了。这里，有强烈的苦闷，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哀。屈复说：“‘定定’字俚语入诗却雅。”这个“雅”，似乎可以理解为富于艺术表现力。

　　为思乡之情、留滞之悲所苦的诗人，精神上不能不寻找慰藉，于是转出第二句：“依依向物华。”物华，指眼前美好的春天景物。依依，形容面对美好春色时亲切留连的意绪。诗人在百花争艳的春色面前似乎暂时得到了安慰，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无限依恋的柔情。一、二两句，感情似乎截然相反，实际上“依依向物华”之情即因“定定住天涯”而生，两种相反的感情却是相通的。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三、四两句，诗境又出现更大的转折。面对姹紫嫣红的“物华”，诗人不禁想到了梅花。它先春而开，到百花盛开时，却早花凋香尽，诗人遗憾之余，便不免对它怨恨起来了。由“向物华”而忆梅，这是一层曲折；由忆梅而恨梅，这又是一层曲折。“恨”正是“忆”的发展与深化，正像深切期待的失望会转化为怨恨一样。

　　但这只是一般人的心理。对于李商隐来说，却有更内在的原因。“寒梅”先春而开、望春而凋的特点，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少年早慧，文名早著，科第早登；然而紧接着便是一系列不幸和打击，到入川以后，已经是“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意绪颇为颓唐了。这早秀先凋，不能与百花共享春天温暖的“寒梅”，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诗人在《十一月中旬扶风界风梅花》诗中，也曾发出同样的感叹：“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非时而早秀，“不待作年芳”的早梅，和“长作去年花”的“寒梅”，都是诗人不幸身世的象征。正因为看到或想到它，就会触动早秀先凋的身世之悲，诗人自然不免要发出“寒梅最堪恨”的怨嗟了。诗写到这里，黯然而收，透出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调。

　　五言绝句，贵天然浑成，一意贯串，忌刻意雕镂，枝蔓曲折。这首《忆梅》，“意极曲折”（纪昀评语），却并不给人以散漫破碎、雕琢伤真之感，关键在于层层转折都离不开诗人沉沦羁泊的身世。这样，才能潜气内转，在曲折中见浑成，在繁多中见统一，达到有神无迹的境界。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馀 一作 余)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此诗所要极力表现的是辋川的秋景。一联和三联写山水原野的深秋晚景，诗人选择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苍翠的寒山、缓缓的秋水、渡口的夕阳，墟里的炊烟，有声有色，动静结合，勾勒出一幅和谐幽静而又富有生机的田园山水画。诗的二联和四联写诗人与裴迪的闲居之乐。倚杖柴门，临风听蝉，把诗人安逸的神态，超然物外的情致，写得栩栩如生；醉酒狂歌，则把裴迪的狂士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物我一体，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此诗、画、音乐完美结合的五律。首联和颈联写景，描绘辋川附近山水田园的深秋暮色；颔联和尾联写人，刻画诗人和裴迪两个隐士的形象。风光人物，交替行文，相映成趣，形成物我一体、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抒写诗人的闲居之乐和对友人的真切情谊。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首联写山中秋景。时在水落石出的寒秋，山间泉水不停歇地潺潺作响；随着天色向晚，山色也变得更加苍翠。不待颔联说出“暮”字，已给人以时近黄昏的印象。“转”和“日”用得巧妙。转苍翠，表示山色愈来愈深，愈来愈浓；山是静止的，这一“转”字，便凭借颜色的渐变而写出它的动态。日潺湲，就是日日潺湲，每日每时都在喧响；水是流动的，用一“日”字，却令人感觉它始终如一的守恒。寥寥十字，勾勒出一幅有色彩，有音响，动静结合的画面。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颈联写原野暮色。夕阳欲落，炊烟初升，是田野黄昏的典型景象。渡头在水，墟里在陆；落日属自然，炊烟属人事：景物的选取是很见匠心的。“墟里上孤烟”，显系从陶潜“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田园居之一》）点化而来。但陶句是拟人化的表现远处村落上方炊烟萦绕、不忍离去的情味，王句却是用白描手法表现黄昏第一缕炊烟袅袅升到半空的景象，各有各的形象，各有各的意境。这一联是王维修辞的名句，历来被人称道。“渡头余落日”，精确地剪取落日行将与水面相切的一瞬间，富有包孕地显示了落日的动态和趋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为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墟里上孤烟”，写的也是富有包孕的片刻。“上”字，不仅写出炊烟悠然上升的动态，而且显示已经升到相当的高度。

　　首、颈两联，以寒山、秋水、落日、孤烟等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构成一幅和谐静谧的山水田园风景画。但这风景并非单纯的孤立的客观存在，而是画在人眼里，人在画图中，一景一物都经过诗人主观的过滤而带上了感情色彩。颔联：“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这就是诗人的形象。柴门，表现隐居生活和田园风味；倚杖，表现年事已高和意态安闲。柴门之外，倚杖临风，听晚树鸣蝉、寒山泉水，看渡头落日、墟里孤烟，那安逸的神态，潇洒的闲情，和“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归去来辞》）的陶渊明有几分相似。事实上，王维对那位“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是十分仰慕的，就在这首诗中，不仅仿效了陶的诗句，而且在尾联引用了陶的典故：“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陶文《五柳先生传》的主人公，是一位忘怀得失、诗酒自娱的隐者，“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实则，生正是陶潜的自我写照；而王维自称五柳，就是以陶潜自况的。接舆，是春秋时代“凤歌笑孔丘”的楚国狂士，诗人把沉醉狂歌的裴迪与楚狂接舆相比，乃是对这位年轻朋友的赞许。陶潜与接舆──王维与裴迪，个性虽大不一样，但那超然物外的心迹却是相近相亲的。所以，“复值接舆醉”的复字，不表示又一次遇见裴迪，而是表示诗人情感的加倍和进层：既赏佳景，更遇良朋，辋川闲居之乐，至于此极啊！末联生动地刻画了裴迪的狂士形象，表明了诗人对他的由衷的好感和欢迎，诗题中的赠字，也便有了着落。

　　颔联和尾联，对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也不是孤立进行，而是和景物描写密切结合的。柴门、暮蝉、晚风、五柳，有形无形，有声无声，都是写景。五柳，虽是典故，但对王维说来，模仿陶渊明笔下的人物，植五柳于柴门之外，这是自然而然的。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
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第一首诗中，诗人运用简朴的文字 ，就常见的“小雨”和“草色”，描绘出了早春的独特景色，诗的风格清新自然，简直是口语化的。看似平淡，实则是绝不平淡的。韩愈自己说：“艰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他的“平淡”是来之不易的。

　　首句点出初春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的细滑润泽，准确地捕捉到了它的特点。造句清新优美。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句紧承首句，写草沾雨后的景色。以远看似有 ，近看却无 ，描画出了初春小草沾雨后的朦胧景象。写出了春草刚刚发芽时，若有若无，稀疏，矮小的特点。这一句是全篇中的绝妙佳句。早春二月，在长安，冬天未过，春天还未来临。但若是下过一番小雨后，第二天，春天就来了，最初的春草芽儿就冒出来了，作者远远望去，朦朦胧胧，仿佛有一片极淡极淡的青青之色，这是早春的草色。看着它，作者心里顿时充满欣欣然的生意。可是当作者带着无限喜悦之情走近去看个仔细，地上是稀稀朗朗的极为纤细的芽，却反而看不清什么颜色了。诗人像一位高明的水墨画家，挥洒着他的妙笔，隐隐泛出了那一抹青青之痕，便是早春的草色。这句“草色遥看近却无”，真可谓兼摄远近，空处传神。

　　这设色的背景，是那落在天街上的纤细小雨。透过雨丝遥望草色，更给早春草色增添了一层朦胧美。而小雨又滋润如酥，受了这样的滋润，那草色自然是新的；又有这样的背景来衬托，那草色自然也美了。

　　接下来的第三、四句是对初春景色大加赞美：“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两句意思是说：早春的小雨和草色是一年春光中最美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烟柳满城的衰落的晚春景色。写春景的诗，在唐诗中，多取明媚的晚春，这首诗却取早春咏叹，认为早春比晚春景色优胜，别出心裁。前两句体察景物之精细已经令人称赞，后两句如骑兵骤至更在人意料之外。在最后，诗人还来个对比：“绝胜烟柳满皇都”。诗人认为初春草色比那满城处处烟柳的景色不知要胜过多少倍。这是一种心理状态。严冬方尽、余寒犹厉，突然看到这美妙的草色，心头不由得又惊又喜。因为，“遥看近却无”的草色，是早春时节特有的，它象征着大地春回、万象更新的欣欣生意而烟柳已经是“杨柳堆烟”时候，何况“满”城皆是，不稀罕了。到了暮春三月，色彩浓重，反倒不那么惹作者喜爱了。像这样运用对比手法，与一般不同，这是一种加倍写法，为了突出春色的特征。

　　这首诗刻画细腻，造句优美，构思新颖，给人一种早春时节湿润、舒适和清新之美感，既咏早春，又能摄早春之魂，给人以无穷的美感趣味，甚至是绘画所不能及的。诗人没有彩笔，但他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极难描摹的色彩——一种淡素的、似有却无的色彩。如果没有锐利深细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诗笔，便不可能把早春的自然美提炼为艺术美。表达作者充满对春天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第一首写景，第二首则注重抒情。后一首也是极力写“早”字。诗以江边春天的柳色映衬官身之路。年少逐春，扑蝶戏蕊，枯草拈花，用自己的童心和稚眼直接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妙机趣。而老大逐春就别是一番况味了。官事冗杂，世事沧桑，在充分体尝了人间的坎坷困顿之后，忙里偷闲地游一游春，散一散心，自得其乐。此时此刻，贵在童心未泯，贵在能于常物之中发现其丰富蕴涵。

　　此诗题一作“弹琴”，《刘随州集》与《全唐诗》均为“听弹琴”。从诗中“静听”二字细味，题目以有“听”字为妥。

　　琴是中国古代传统民族乐器，由七条弦组成，所以首句以“七弦”作琴的代称，意象也更具体。“泠泠”形容琴声的清越，逗起“松风寒”三字。“松风寒”以风入松林暗示琴声的凄清，极为形象，引导读者进入音乐的境界。“静听”二字描摹出听琴者入神的情态，可见琴声的超妙。高雅平和的琴声，常能唤起听者水流石上、风来松下的幽清肃穆之感。而琴曲中又有《风入松》的调名，一语双关，用意甚妙。

　　如果说前两句是描写音乐的境界，后两句则是议论性抒情，牵涉到当时音乐变革的背景。汉魏六朝南方清乐尚用琴瑟。而到唐代，音乐发生变革，“燕乐”成为一代新声，乐器则以西域传入的琵琶为主。“琵琶起舞换新声”的同时，公众的欣赏趣味也变了。受人欢迎的是能表达世俗欢快心声的新乐。穆如松风的琴声虽美，毕竟成了“古调”，已经没有几个人能怀着高雅情致来欣赏，言下便流露出曲高和寡的孤独感。“虽”字转折，从对琴声的赞美进入对时尚的感慨。“今人多不弹”的“多”字，更反衬出琴客知音者的稀少。有人以此二句谓今人好趋时尚不弹古调，意在表现作者的不合时宜，是很对的。刘长卿清才冠世，一生两遭迁斥，有一肚皮不合时宜和一种与流俗落落寡合的情调。他的集中有《幽琴》（《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之一）诗曰：“月色满轩白，琴声宜夜阑。飗飗青丝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向君投此曲，所贵知音难。”其中四句就是这首听琴绝句。“所贵知音难”也正是诗的题旨之所在。“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咏听琴，只不过借此寄托一种孤芳自赏的情操罢了。

　　首联说自己居处幽僻，俯临夹城，时令正值清和的初夏。乍读似不涉题，上下两句也不相属，其实“俯夹城”的“深居”即是览眺晚晴的立足点，而清和的初夏又进而点明了晚晴的特定时令，不妨说是从时、地两方面把诗题一体化了——初夏凭高览眺所见的晚晴。

　　初夏多雨，岭南尤然。久雨转晴，傍晚云开日霁，万物顿觉增彩生辉，人的精神也为之一爽。这种景象与感受，本为一般人所习见、所共有。诗人的独特处，在于既不泛泛写晚晴景象，也不作琐细刻画，而是独取生长在幽暗处不被人注意的小草，虚处用笔，暗寓晚晴，并进而写出他对晚晴别有会心的感受。久遭雨潦之苦的幽草，忽遇晚晴，得以沾沐余辉而平添生意，诗人触景兴感，忽生“天意怜幽草”的奇想。这就使作为自然物的“幽草”无形中人格化了，给人以丰富的联想。诗人自己就有着类似的命运，故而很自然地从幽草身上发现自己。这里托寓着诗人的身世之感。他在为目前的幸遇欣慰的同时不期然地流露出对往昔厄运的伤感，或者说正由于有已往的厄运而倍感目前幸遇的可慰。这就自然引出“人间重晚晴”，而且赋予“晚晴”以特殊的人生含义。晚晴美丽，然而短暂，人们常在赞赏流连的同时对它的匆匆即逝感到惋惜与怅惘。然而诗人并不顾它的短暂，而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可以体味到一种分外珍重美好而短暂的事物的感情，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颔联写得浑融概括，深有托寓，颈联则转而对晚晴作工致的描画。这样虚实疏密相间，诗便显得弛张有致，不平板，不单调。雨后晚晴，云收雾散，凭高览眺，视线更为遥远，所以说“并添高阁迥”（这高阁即诗人居处的楼阁）。这一句从侧面写晚晴，写景角度由内及外，下句从正面写，角度由外及内。夕阳的余晖流注在小窗上，带来了一线光明。因为是晚景斜晖，光线显得微弱而柔和，故说“微注”。尽管如此，这一脉斜晖还是给人带来喜悦和安慰。这一联通过对晚景的具体描绘，写出了一片明朗欣喜的心境，把“重”字具体化了。

　　尾联写飞鸟归巢，体态轻捷，仍是登高览眺所见。“巢乾”、“体轻”切“晴”，“归飞”切“晚”。宿鸟归飞，通常是触动旅人羁愁的，这里却成为喜晴情绪的烘托。古诗有“越鸟巢南枝”之句，这里写越鸟归巢，带有自况意味。如果说“幽草”是诗人“沦贱艰虞”身世的象征，那么，“越鸟”似乎是眼前托身有所、精神振作的诗人的化身。

　　作为一首有寓托的诗，《晚晴》的写法更接近于“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兴”。诗人也许本无托物喻志的明确意图，只是在登高览眺之际，适与物接而触发联想，情与境谐，从而将一刹那间别有会心的感受融化在对晚晴景物的描写之中，所以显得特别自然浑成，不着痕迹。

　　此诗可谓王维融画法入诗的力作。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语工形肖，一笔勾勒出汉江雄浑壮阔的景色，作为画幅的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湖北、湖南等地都属于楚国，而襄阳位于楚之北境，所以这里称“楚塞”。“三湘”，一说湘水合漓水为漓湘，合蒸水为蒸湘，合潇水为潇湘，合称三湘；一说为湖南的湘潭、湘阴、湘乡。古诗文中，三湘一般泛称今洞庭湖南北、湘江一带。“荆门”，山名，在今湖北宜都县西北。“九派”，指长江的九条支流，相传大禹治水，开凿江流，使九派相通。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只见莽莽古楚之地和从湖南方面奔涌而来的“三湘”之水相连接，汹涌汉江入荆江而与长江九派汇聚合流。诗虽未点明汉江，但足已使人想象到汉江横卧楚塞而接“三湘”、通“九派”的浩渺水势。诗人将不可目击之景，予以概写总述，收漠漠平野于纸端，纳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以山光水色作为画幅的远景。汉江滔滔远去，好像一直涌流到天地之外去了，两岸重重青山，迷迷蒙蒙，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前句写出江水的流长邈远，后句又以苍茫山色烘托出江势的浩瀚空阔。诗人着墨极淡，却给人以伟丽新奇之感，其效果远胜于重彩浓抹的油画和色调浓丽的水彩。而其“胜”，就在于画面的气韵生动。王世贞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是诗家俊语，却入画三昧。”说得很中肯。而“天地外”、“有无中”，又为诗歌平添了一种迷茫、玄远、无可穷尽的意境，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首联写众水交流，密不间发，此联开阔空白，疏可走马，画面上疏密相间，错综有致。

　　接着，诗人的笔墨从“天地外”收拢，写出眼前波澜壮阔之景：“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正当诗人极目远望，突然间风起浪涌，所乘之舟上下波动，眼前的襄阳城郭也随着波浪在江水中浮浮沉沉。风越来越大，波涛越来越汹涌，浪拍云天，船身颠簸，仿佛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风浪之前，船儿是平缓地在江面行驶，城郭是静止地立于岸边，远空是不动地悬于天际；风浪忽至，一切都动了起来。这里，诗人笔法飘逸流动。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进一步渲染了磅礴水势。“浮”、“动”两个动词用得极妙，使诗人笔下之景活起来了，诗也随之飘逸起来了，同时，诗人的一种泛舟江上的怡然自得的心态也从中表现了出来，江水磅礴的气也表现了出来。诗人描绘的景象是泛舟所见，舟中人产生了一种动荡的错觉，这种错觉也正好符合诗句中的汉水的描写，所以这两个词用得极其恰当。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山翁，即山简，晋人。《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要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此情也融合在前面的景色描绘之中，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情绪。尾联诗人直抒胸臆，表达了留恋山水的志趣。

　　这首诗给读者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画面布局，远近相映，疏密相间，加之以简驭繁，以形写意，轻笔淡墨，又融情于景，情绪乐观，这就给人以美的享受。王维同时代的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此诗很能体现这一特色。同时，也

　　表达了诗人追求美好境界、希望寄情山水的思想感情。

　　此诗写在深秋的夜晚，诗人望见了高悬天空的明月，和栖息在已经落完叶子的树上的寒鸦，也许在此时诗人正在思念一个旧时的恋人， 此情此景， 不禁让诗人悲伤和无奈。这是典型的悲秋之作，秋风、秋月、落叶、寒鸦烘托出悲凉的氛围 加上诗人的奇丽的想象，和对自己内心的完美刻画让整首诗显的凄婉动人。

　　此诗的体式许多人认为很像一首小词，具有明显的音乐特性。赵翼的《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云：“三五七言诗起于李太白：‘秋风清，秋月明。……’此其滥觞也。刘长卿《送陆澧》诗云：‘新安路，人来去。早潮复晚潮,明日知何处？潮水无情亦解归，自怜长在新安住。’宋寇莱公《江南春》诗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林芳草远，斜日沓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指出了它和“江南春”词牌的渊源关系。南宋邓深曾依此调式填写词作，名为“秋风清”。清人还把李白这首诗当作是一首创调词而收入《钦定词谱》，云：“本三五七言诗，后人采入词中。”

　　此诗只题作“三五七言”而不言及诗歌内容主题，可知诗人的创作意图本是偏重作品的形式特征，即只要满足全篇两句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的体式要求就能成诗了。可以说，诗题中已经包含了明确的诗体形式内涵。严羽的《沧浪诗话》中的“诗体”一章就说道：“有三五七言。”自注云：“自三言而终以七言，隋世郑世翼有此诗：‘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郭绍虞先生校释曰：“沧浪所谓郑世翼有三五七言，不知何据。案《诗人玉屑》无‘秋风清’以下各句，以从《玉屑》为是。‘秋风清’云云,见《李太白集》，当是李作。”

　　但李白这首诗也不能算是创体之作，因为初唐时僧人义净作有一首《在西国怀王舍城》，此诗因其体式特征而名为《一三五七九言》。李白的《三五七言》只是《一三五七九言》的变体，省去起首的“一言”和收尾的“九言”，即为“三五七言”。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艺术》中论证义净诗为“唱和之作”。李白这首《三五七言》可能也是他与其他诗人的“唱和诗”。“三五七言”是对所酬和诗歌格式的限制，这是一个“总题”，众人在具体创作时可根据所写内容再命一个相应的诗题。

　　此诗即使不是创体之作，也是李白最终确立了“三三五五七七”格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辞格甚至成为一种时兴诗体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借鉴和总结了许多人应用三五七字句式的经验，更得力于他自身歌辞创作中灵活运用此类格式的实践体悟，因而他的《三五七言》能表现出“哀音促节，凄若繁弦”（《唐宋诗醇》卷八）的艺术魅力。

　　南京古称金陵，地处江南，“霏霏”正是状写其多雨而细密如丝的气候特征，芳草弥蔓，绿遍江岸无远不达，一个“齐”字既是形容它又点明季节，这里暗含了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江南三月，暮春草长”的意思。总之 ，“江”、“雨”、“草”三者交衬共融，构筑出一派迷蒙清幽、如烟似雾的境界。六朝即孙吴、东晋、宋、齐、梁、陈，金陵于六朝时称建业、建康，作为它们的都城，一直为宫廷所在地和皇公贵戚的活动中心，歌舞饮宴，竞相奢靡，可谓繁盛至极，但这里也是权力角逐的之地，三百余年间战乱频繁，六个王朝迭番更代，犹如走马灯一般，教人顿生目不暇接之感，直觉兴衰遽变，短暂的豪华亦难以持作凭依。加之江南春雨朦胧、细草凄迷的气氛环境所形成的轻柔婉曼景调，这属于金陵固有节候地域呈现着的自然风貌，它们相互熏染滋润，暗暗逗出一个“梦”字。倘再作深层探究，“六朝”治乱盛亡的往事早已付诸浩浩江流，无从踪迹了，而“江雨”“江草”却是年年如此，当下映入眼帘的，又是烟笼雾罩般的暮春景色，抚今追昔，自然人事对照，怎能不满怀惆怅迷惘，顿觉一切如梦里境像呢？况且韦庄出身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郊）的世家大族 ，远祖韦待价曾为武则天朝宰相，四世祖是著名诗人韦应物，他自己却逢辰不偶，半世落拓，大唐帝国也濒临灭亡，难道就要再蹈“六朝”覆辙吗？正当潜沉到现实忧虑和历史反思的纷纭意绪中，留连踟蹰，忽地耳旁传来数声鸟啼，陡然惹起新的慨叹：鸟儿不解世事无常、治乱代变的严重，只依时序自在啼鸣，却让多情的人何以为堪？“空”字写出了因鸟声触发的感叹。

　　如果说前两句以总体笔墨，描摹金陵的景光风物，而情景中，只凭“梦”字轻轻透露消息；那么，后联则将目光回转到“台城”，正面点明题旨，并选择“柳”为高度凝聚的媒介形象，即景抒情，藉情统驭景，呈现了浓厚的主观指向。就像京城是全国中枢似的，台城也是金陵的中枢，皇宫和台省（中央政府）都在这里，六代倾覆的最后一幕往往于此处结束。然而，堆烟叠雾的杨柳却容颜未改，春来依旧绿遍十里长堤，一如台城豪华鼎盛时，所以说它“无情”。由于韦庄从 “六朝如梦”的感受里联想到严峻的现实危机，悲悼大唐帝国的江河日下，灭亡之势已不可回，面对烟柳的生机勃勃、逢春必发景象，排遣无计中，才托辞他向，归于 “台城柳”的“无情”吧。

　　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生活抒情小诗。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载）旧历三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调任河西节度使。在安西（今新疆库车）节度幕府盘桓了近两年之久的岑参，和其他幕僚一道跟随高仙芝来到春光初临的凉州城中。在经历了漫漫瀚海的辛苦旅程之后，诗人蓦然领略了道旁榆钱初绽的春色和亲见老人安然沽酒待客的诱人场面，他就在酒店小驻片刻，让醉人的酒香驱散旅途的疲劳，并欣赏这动人的春光。

　　诗的开头两句纯用白描手法，从花门楼前酒店落笔，如实写出老翁待客、美酒飘香的情景，堪称是盛唐时代千里河西的一幅生动感人的风俗画，字里行间烘托出边塞安定、闾阎不惊的时代气氛，为下文点明“戏问”的诗题作了铺垫。三四两句诗人不是索然寡味地实写付钱沽酒的过程，而是在偶见春色的刹那之间，立即从榆荚形似钱币的外在特征上抓住了动人的诗意，用轻松、诙谐的语调戏问了那位当罏沽酒的七旬老翁：“老人家，摘下一串白灿灿的榆钱来买您的美酒，您肯不肯呀？”诗人丰富的想象，把生活化成了诗，读者可从中充分感受到盛唐时代人们乐观、开阔的胸襟。

　　这首诗用口语化的诗歌语言，写眼前景物，人物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格调诙谐、幽默。诗人为凉州早春景物所激动、陶醉其中的心情，像一股涓涓细流，回荡在字里行间。在写法上，朴素的白描和生动的想象相结合，在虚实相映中显示出既平凡而又亲切的情趣。此诗语言富有平实中见奇峭的韵味，给全诗带来了既轻灵跳脱又幽默诙谐的魅力。

　　此诗是李白二十岁以前的作品，风格清丽，充满着年轻人的朝气与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

　　全诗八句，前六句写往“访”，重在写景，景色优美；末两句写“不遇”，重在抒情，情致婉转。

　　首联两句展现出一派桃源景象。首句写所闻，泉水淙淙，犬吠隐隐；次句写所见，桃花带露，浓艳耀目。诗人正是缘溪而行，穿林进山的。这是入山的第一程，宜人景色，使人留连忘返，且让人联想到道士居住此中，如处世外桃源，超尘拔俗。第二句中“带露浓”三字，除了为桃花增色外，还点出了入山的时间是在早晨，与下一联中的“溪午”相映照。

　　颔联“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是诗人进山的第二程。诗人在林间小道上行进，常常见到出没的麋鹿；林深路长，来到溪边时，已是正午，是道院该打钟的时候了，却听不到钟声。这两句极写山中之幽静，暗示道士已经外出。鹿性喜静，常在林木深处活动。既然“时见鹿”，可见其幽静。正午时分，钟声杳然，唯有溪声清晰可闻，这就更显出周围的宁静。环境清幽，原是方外本色，与首联所写的桃源景象正好衔接。这两句景语又含蓄地叙事：以“时见鹿”反衬不见人；以“不闻钟”暗示道院无人。“不闻钟”与题中“不遇”遥相呼应。

　　颈联“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是诗人进山的第三程。从上一联“不闻钟”，可以想见诗人距离道院尚有一段距离。这一联写来到道院前所见的情景—道士不在，唯见融入青苍山色的绿竹与挂上碧峰的飞瀑而已。诗人用笔巧妙而又细腻：“野竹”句用一个“分”字，描画野竹青霭两种近似的色调汇成一片绿色；“飞泉”句用一个“挂”字，显示白色飞泉与青碧山峰相映成趣。由于道士不在，诗人百无聊赖，才游目四顾，细细品味起眼前的景色来。所以，这两句写景，既可以看出道院这一片净土的淡泊与高洁，又可以体味到诗人造访不遇爽然若失的情怀。

　　尾联两句“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诗人通过问讯的方式，从侧面写出“不遇”的事实，又以倚松再三的动作寄写“不遇”的惆怅，用笔略带迂回，感情亦随势流转，久久不绝。这其中的苦思、探索，更能给人启示，也更能让人深刻理解诗人的其他诗作。

　　此作的构思并不复杂，它写诗人的所闻所见，都是为了突出访道士不遇的主题。全诗辞句平易自然，纯用白描，景美情深。当然，并不是说李白这首诗已经写得尽善尽美了。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后期比较成熟的诗作，都写得十分洒脱、酣畅、飘逸、雄浑，字里行间，充满着一股豪气。而他这首诗，在这方面的特点还不够明显，还不够浓郁。这说明此作还带有他早期作品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