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当初编纂《诗经》的人，在诗篇的排列上是否有某种用意，这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后人的理解，并不认为《关雎》是随便排列在首位的。《论语》中多次提到《诗》（即《诗经》），但作出具体评价的作品，却只有《关雎》一篇，谓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他看来，《关雎》是表现“中庸”之德的典范。而汉儒的《毛诗序》又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这里牵涉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毛诗序》的作者认为，《关雎》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即普通百姓，也适用于“邦国”即统治阶层。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问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有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如果把诗中的“伊人”认定为情人、恋人，那么，这首诗就是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执著追求和追求不得的惆怅心情。精神是可贵的，感情是真挚的，但结果是渺茫的，处境是可悲的。

　　然而这首诗最有价值意义、最令人共鸣的东西，不是抒情主人公的追求和失落，而是他所创造的“在水一方”可望难即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意境。好诗都能创造意境。意境是一种格局、一种结构，它具有含容一切具备相似格局、类同结构的异质事物的性能。“在水一方”的结构是：追寻者——河水——伊人。由于诗中的“伊人”没有具体所指，而河水的意义又在于阻隔，所以凡世间一切因受阻而难以达到的种种追求，都可以在这里发生同构共振和同情共鸣。

　　由此看来，不妨把《蒹葭》的诗意理解为一种象征，把“在水一方”看作是表达社会人生中一切可望难即情境的一个艺术范型。这里的“伊人”，可以是贤才、友人、情人，可以是功业、理想、前途，甚至可以是福地、圣境、仙界；这里的“河水”，可以是高山、深堑，可以是宗法、礼教，也可以是现实人生中可能遇到的其他任何障碍。只要有追求、有阻隔、有失落，就都是它的再现和表现天地。如此说来，古人把蒹葭解为劝人遵循周礼、招贤、怀人，今人把它视作爱情诗，乃至有人把它看作是上古之人的水神祭祖仪式，恐怕都有一定道理，似不宜固执其一而否决其他，因为它们都包蕴在“在水一方”的象征意义之中。

　　自然，当我们处在与“在水一方”类似的境遇时，应当欣赏的是它的锐意追求，而不是它的悲观失望。这首诗以水、芦苇、霜、露等意象营造了一种朦胧、清新又神秘的意境。早晨的薄雾笼罩着一切，晶莹的露珠已凝成冰霜。一位羞涩的少女缓缓而行。诗中水的意象正代表了女性，体现出女性的美，而薄薄的雾就像是少女蒙上的纱。她一会出现在水边，一会又出现在水之洲。寻找不到，急切而又无奈的心情正如蚂蚁爬一般痒，又如刀绞一般痛。就像我们常说的“距离产生美感”，这种美感因距离变得朦胧，模糊，不清晰。主人公和伊人的身份、面目、空间位置都是模糊的，给人以雾里看花、若隐若现、朦胧缥缈之感。蒹葭、白露、伊人、秋水，越发显得难以捉摸，构成了一幅朦胧淡雅的水彩画。诗的每章开头都采用了赋中见兴的笔法。通过对眼前真景的描写与赞叹，绘画出一个空灵缥缈的意境，笼罩全篇。诗人抓住秋色独有的特征，不惜用浓墨重彩反复进行描绘、渲染深秋空寂悲凉的氛围，以抒写诗人怅然若失而又热烈企慕的心境。诗每章的头两句都是以秋景起兴，引出正文。它既点明了季节与时间，又渲染了蒹苍露白的凄清气氛，烘托了人物怅惘的心情，达到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地。“蒹葭”、“水”和“伊人”的形象交相辉映，浑然一体，用作起兴的事物与所要描绘的对象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开头写秋天水边芦苇丛生的景象，这正是“托象以明义”，具有“起情”的作用。因为芦苇丛生，又在天光水色的映照之下，必然会呈现出一种迷茫的境界，这就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诗的主人公心中的那个“朦胧的爱”的境界。王夫之《姜斋诗话》说：“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蒹葭》这首诗就是把暮秋特有景色与人物委婉惆怅的相思感情浇铸在一起，从而渲染了全诗的气氛，创造了一个扑朔迷离、情景交融的意境，正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的体现。总之，《蒹葭》诗的丰富美感，不论是从欣赏的角度，还是从创作的角度，颇值得我们重视和予以认真探讨。

　　起首两句“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洲”，当从《北堂书钞》卷一O六引作“舟”。“搴洲中流”即在河中荡舟之意。这是记事，记叙了这天晚上荡舟河中，又有幸能与王子同舟这样一件事。在这里，诗人用了十分情感化的“今夕何夕兮”、“今日何日兮”的句式。“今夕”、“今日”本来已经是很明确的时间概念，还要重复追问“今夕何夕”、“今日何日”，这表明诗人内心的激动无比，意绪已不复平静有序而变得紊乱无序，难以控抑。这种句式及其变化以后常为诗人所取用，著名的如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的末两句“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进入诗的中间两句行文用字和章法都明显地由相对平易转为比较艰涩了。这是诗人在非常感情化的叙事完毕之后转入了理性地对自己的心情进行描述。“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是说我十分惭愧承蒙王子您的错爱，王子的知遇之恩令我心绪荡漾。

　　最后两句是诗人在非常情感化的叙事和理性描述自己心情之后的情感抒发，此时的诗人已经将激动紊乱的意绪梳平，因此这种情感抒发十分艺术化，用字平易而意蕴深长，余韵袅袅。“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个比兴句，既以“山有木”、“木有枝”兴起下面一句的“心悦君”、“君不知”，又以“枝”谐音比喻“知”。在自然界，山上有树树上有枝，顺理成章；但在人间社会，自己对别人的感情深浅归根到底却只有自己知道，许多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对别人的感情难以完全表达，因此越人唱出了这样的歌词。而借“枝”与“知”的谐音双关关系做文章的比兴手法，也是《诗经》所惯用的。如《卫风·芄兰》“芄兰之支，童子佩觽；虽则佩觽，能不我知”，《小雅·小弁》“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即是。这种谐音双关对后代的诗歌如南朝乐府民歌《子夜歌》等恐怕不无影响。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二句，与《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相仿佛（然“山”句为“A有B兮B有C”句式，“沅”句为“A有B兮C有D”句式，亦有不同），也可见出此楚译《越人歌》深受楚声的影响。虽然今人所读到的《越人歌》是翻译作品，但仍可这样说：《越人歌》的艺术成就表明，两千多年前，古越族的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静女》一诗，向来为选家所注目。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此诗写的是男女青年的幽期密约，也就是说，它是一首爱情诗。而旧时的各家之说，则多有曲解，未得其真旨。最早《毛诗序》云：“《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郑笺释云：“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女遗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而《易林》有“季姬踟蹰，结衿待时；终日至暮，百两不来”、“季姬踟蹰，望我城隅；终日至暮，不见齐侯，居室无忧”、“踯躅踟蹰，抚心搔首；五昼四夜，睹我齐侯”之句，则反映齐诗之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遂谓“此媵俟迎而嫡作诗也”。所说拘牵于礼教，皆不免附会。宋人解诗，能破除旧说，欧阳修《诗本义》以为“此乃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朱熹《诗集传》也以为“此淫奔期会之诗”，他们的说法已经接近本义，但指男女正常的爱情活动为“淫奔”，仍是头巾气十足，与汉儒解诗言及妇女便标榜“后妃之德”同一弊端。

　　诗是从男子一方来写的，但通过他对恋人外貌的赞美，对她待自己情义之深的宣扬，也可见出未直接在诗中出现的那位女子的人物形象，甚至不妨说她的形象在男子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显得更为鲜明。而这又反过来使读者对小伙子的痴情加深了印象。

　　诗的第一章是即时的场景：有一位闲雅而又美丽的姑娘，与小伙子约好在城墙角落会面，他早早赶到约会地点，急不可耐地张望着，却被树木房舍之类东西挡住了视线，于是只能抓耳挠腮，一筹莫展，徘徊原地。“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虽描写的是人物外在的动作，却极具特征性，很好地刻划了人物的内在心理，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一位恋慕至深、如痴如醉的有情人形象。

　　第二、第三两章，从辞意的递进来看，应当是那位痴情的小伙子在城隅等候他的心上人时的回忆，也就是说，“贻我彤管”、“自牧归荑”之事是倒叙的。在章与章的联系上，第二章首句“静女其娈”与第一章首句“静女其姝”仅一字不同，次句头两字“贻我”与“俟我”结构也相似，因此两章多少有一种重章叠句的趋向，有一定的匀称感，但由于这两章的后两句语言结构与意义均无相近之处，且第一章还有五字句，这种重章叠句的趋向便被扼制，使之成为一种佯似。这样的结构代表了《诗经》中一种介于整齐的重章叠句体与互无重复的分章体之间的特殊类型，似乎反映出合乐歌词由简单到复杂的过渡历程。

　　读诗的第二、第三两章，读者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对诗人的“写形写神之妙”（陈震《读诗识小录》）有进一步的感受。照理说，彤管比荑草要贵重，但男主人公对受赠的彤管只是说了句“彤管有炜”，欣赏的是它鲜艳的色泽，而对受赠的普通荑草却由衷地大赞“洵美且异”，欣赏的不是其外观而别有所感。原来，荑草是她跋涉远处郊野亲手采来的，物微而意深，一如后世南朝宋陆凯《赠范晔》诗之“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重的是情感的寄托、表达，不妨说已成为一个具有能指优势的特殊符号。接受彤管，想到的是恋人红润的面容，那种“说（悦）怿”只是对外在美的欣赏；而接受荑草，感受到普通的小草也“洵美且异”，则是对她所传送的那种有着特定内容的异乎寻常的真情的深切体验，那已经超越了对外表的迷恋而进入了追求内心世界的谐合的高层次的爱情境界。而初生的柔荑将会长成茂盛的草丛，也含有爱情将更加发展的象征意义。

　　第三章结尾“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两句对恋人赠物的“爱屋及乌”式的反应，可视为一种内心独白，既是第二章诗义的递进，也与第一章以“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典型动作刻划人物的恋爱心理可以首尾呼应，别具真率纯朴之美。读完此诗，对那位痴心小伙子的一腔真情，读者必然深受感动。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山有扶苏》为《郑风》的第十首。这首诗写一位女子在与情人欢会时，怀着无限惊喜的心情对自己恋人的俏骂。就是这样一首明白易懂的情歌，却因历代说诗者的刻意求深而蒙上重重烟雾，仿佛诗中真有什么深意似的。《毛诗序》说，“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郑玄笺说：“言忽所美之人实非美人”，“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花生于隰下，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颠倒，失其所也。”以为是讥刺郑昭公忽的，这种解说完全是曲解了诗意。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疑是巧妻恨拙夫之歌谣。‘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犹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也”。高亨《诗经今注》以为这诗写“一个姑娘到野外去，没见到自己的恋人，却遇着一个恶少来调戏她。”二说似乎都较牵强。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写一位女子找不到如意对象而发牢骚的诗。”有一定道理。而宋儒朱熹则认为《山有扶苏》是“淫女戏其所私者。”此说倒比较接近诗旨。所谓“戏”，即俏骂之意。至于称诗中女主人公为“淫女”，完全出于道学家的偏见，因为在他看来，《郑风》中的所有恋爱诗都是“淫奔之诗”。今人袁梅《诗经译注》“这是一位女子与爱人欢会时，向对方唱出的戏谑嘲笑的短歌”之类的说法，即脱胎于朱熹之说，但扬弃了朱说的糟粕。

　　关于诗中所写的情景，读者不妨作这样的想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野外僻处，一对恋人约定在此幽会。姑娘早早就来了，可是左等右等却不见心上人来。最后，姗姗来迟的爱人总算见着了，姑娘心里当然很高兴，可嘴里却骂骂咧咧地说：我等的人是子都那样的美男子，可不是你这样的狂妄之徒啊！我等的人是子充那样的良人，可不是你这样的狡狯少年啊！处于热恋中的古代青年男女在欢会中的愉悦的心情，可以用各种形式表现，诗中所描写的那种俏骂，更能表示他们的亲密无间。小儿女的情态在诗中确实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至于诗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和“山有桥松，隰有游龙”这四句，读者大可不必当真，以为是恋人约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在《诗经》中，“山有……，隰有……”是常用的起兴句式。如《邶风·简兮》中有“山有榛，隰有苓”；《唐风·山有枢》中有“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漆，隰有栗”等。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得好：“诗非兴会不能作。或因物以起兴，或因时而感兴，皆兴也。”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也说：“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此诗中的起兴就属于这种性质。当然，无论是高山上长的扶苏树、松树，还是水洼里盛开的荷花、红蓼，这些美好的形象，从烘托诗的意境的角度看，还是很有作用的。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
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
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从结构形式上分析，《汉广》全篇三章，前一章独立，后二章叠咏，同《诗经》中其他重章叠句的民歌，似无差异。但从艺术意境看，三章层层相联，自有其诗意的内在逻辑。可析而为二。

　　首先，全诗三章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方氏由此把《汉广》诗旨概括为“江干樵唱”，否定其恋情诗的实质，仍不免迂阔；但见出起兴之句暗示了采樵过程，既有文本依据，也是符合劳动经验的。

　　其次，从结构形式看，首章似独立于二、三两章；而从情感表现看，前后部分紧密相联，细腻地传达了抒情主人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幻想到幻灭，这一曲折复杂的情感历程。有希望有追求，才有失望有失落；但诗篇于此未作明言，对这位青年当年追求思恋的一往深情，让读者得之言外。诗篇从失望和无望写起，首章八句，四曰“不可”，把追求的无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可逆转。一般把首句视为起兴；如果换一种读法，把“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置于首位，那么，“南有乔木，不可休思”便可视为比喻，连同“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构成一组气势如潮的博喻；瞻望难及的无限怅惘之情，也表现得更为强烈。当年苦恋追求，今日瞻望难及。但心不甘、情难拔，于是由现实境界转入幻想境界。三、三两章一再地描绘了痴情的幻境：有朝“游女”来嫁我，先把马儿喂喂饱；“游女”有朝来嫁我，喂饱驹儿把车拉。但幻境毕竟是幻境，一旦睁开现实的眼睛，便更深地跌落幻灭的深渊。他依然痴情而执着，但二、三两章对“汉广”、“江永”的复唱，已是幻境破灭后的长歌当哭，比之首唱，真有男儿伤心不忍听之感。总之，诗章前后相对独立，情感线索却历历可辨。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把《汉广》的诗境概括为“可见而不可求”。这也就是西方浪漫主义所谓的“企慕情境”，即表现所渴望所追求的对象在远方、在对岸，可以眼望心至却不可以手触身接，是永远可以向往但永远不能到达的境界。《秦风·蒹葭》也是刻划“企慕情境”的佳作，与《汉广》比较，则显得一空灵象征，一具体写实。《蒹葭》全篇没有具体的事件、场景，连主人是男是女都难以确指，诗人着意渲染一种追求向往而渺茫难即的意绪。《汉广》则相对要具体写实得多，有具体的人物形象：樵夫与游女；有细徽的情感历程：希望、失望到幻想、幻灭；就连“之子于归”的主观幻境和“汉广江永”的自然景物的描写都是具体的。不为无见。当然，空灵象征能提供广阔的想像空间，而具体写实却不易作审美的超越。钱锺书《管锥编》论“企慕情境”这一原型意境，在《诗经》中以《秦风·蒹葭》为主，而以《周南·汉广》为辅，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这首诗写的是非常浪漫而自由的爱情：良辰美景，邂逅丽人，一见钟情，便携手藏入芳林深处，恰如一对自由而欢乐的小鸟，一待关关相和，便双双比翼而飞。

　　率真的爱情，形诸牧歌的笔调，字字珠玉，如歌如画。诗分二章，重复叠咏。每章六句，两句一层，分写景、写人、抒情三个层次，而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与典型感情齐备，可谓出之无心而天然合作。

　　美好的环境和有着美丽眉目的姑娘，从小伙子的视角见出，楚楚有致，格外动人。“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两句是兼赋的兴句，勾勒出一派春草青青、露水晶莹的良辰美景。春晨的郊野，春草葳蕤，枝叶蔓延，绿成一片；嫩绿的春草，缀满露珠，在初日的照耀下，明澈晶莹。在这清丽、幽静的春晨郊野，“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意思是说，一位美丽的姑娘含情不语，飘然而至，那露水般晶莹的美目，秋波一转，顾盼流转，妩媚动人。这四句诗俨然是一幅春日丽人图，先写景，后写人，堪称是“诗中有画”（苏轼语），画中有人。而在修长的蔓草、晶莹的露珠与少女的形象之间，有着微妙的隐喻，能引发丰富的联想。“清扬婉兮”的点睛之笔，表现了姑娘惊人的美丽。小伙子见到这一切，爱悦之情怎能不喷涌而出。“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里，有对姑娘的惊叹，有对不期而遇的惊喜，更有对爱神突然降临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第一章与第二章之间的空白，可理解为姑娘小伙相对凝视之时，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静场；次章前五句的重叠复唱，可理解为小伙子心情略为平静后，向姑娘倾诉的爱慕之意和殷殷之情。然而，在这人性纯朴的时代，又值仲春欢会之时，无需絮絮长谈，更不必繁文缛节。“邂逅相遇，与子偕臧。”只要两情相愿，便结百年之好；毋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可永结同心。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说：“灵魂集中在眼睛里，灵魂不仅要通过眼睛去看事物，而且也要通过眼睛才被人看见”（《美学》第一卷）。其实，艺术描写的这一美学原则，二千多年前中国的民间诗人已心领神会，运用娴熟。从《卫风·硕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郑风·野有蔓草》的“清扬婉兮”“婉如清扬”，都是通过流盼婉美的眼睛，写姑娘的美丽。在短小的抒情篇章中，只有通过传神的“点睛”之笔，才可能写活人物；而在陌生男女邂逅相遇之时，四目注视，相对而望，也是最自然的表情。因而，这里的“点睛”之笔，可以说虽着力而极自然。

　　一般认为，湘夫人是湘水女性之神，与湘水男性之神湘君是配偶神。湘水是楚国境内所独有的最大河流。湘君、湘夫人这对神祇反映了原始初民崇拜自然神灵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神人恋爱”的构想。楚国民间文艺，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氛，祭坛实际上就是“剧坛”或“文坛”。以《湘君》和《湘夫人》为例：人们在祭湘君时，以女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君；祭湘夫人时，以男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夫人，各致以爱慕之深情。他们借神为对象，寄托人间纯朴真挚的爱情；同时也反映楚国人民与自然界的和谐。因为纵灌南楚的湘水与楚国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她像慈爱的母亲，哺育着楚国世世代代的人民。人们对湘水寄予深切的爱，把湘水视为爱之河，幸福之河，进而把湘水的描写人格化。神的形象也和人一样演出悲欢离合的故事，人民意念中的神，也就具体地罩上了历史传说人物的影子。湘君和湘夫人就是以舜与二妃（娥皇、女英）的传说为原型的。这样一来，神的形象不仅更为丰富生动，也更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在情感上靠近，使人感到亲切可近，富有人情味。

　　诗题虽为《湘夫人》，但诗中的主人公却是湘君。这首诗的主题主要是描写相恋者生死契阔、会合无缘。作品始终以候人不来为线索，在怅惘中向对方表示深长的怨望，但彼此之间的爱情始终不渝则是一致的。

　　第一个镜头：鸡鸣晨催。起先，妻子的晨催，并不令丈夫十分惬意。公鸡初鸣，勤勉的妻子便起床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并告诉丈夫“鸡已打鸣”。“女曰鸡鸣”，妻子催得委婉，委婉的言辞含蕴不少爱怜之意；“士曰昧旦”，丈夫回得直白，直决的回答显露出明显的不快之意。他似乎确实很想睡，怕妻子连声再催，便辩解地补充说道：“不信你推窗看看天上，满天明星还闪着亮光。”妻子是执拗的，她想到丈夫是家庭生活的支柱，便提高嗓音提醒丈夫担负的生活职责：“宿巢的鸟雀将要满天飞翔了，整理好你的弓箭该去芦苇荡了。”口气是坚决的，话语却仍是柔顺的。钱钟书说：“‘子兴视夜’二句皆士答女之言；女谓鸡已叫旦，士谓尚未曙，命女观明星在天便知”（《管锥编》第一册）。此说符合生活实情；而士女的往覆对答，也使第一个镜头更富情趣。就女催起而士贪睡这一情境而言，《齐风·鸡鸣》与此仿佛，但人物的语气和行动与此不同。《鸡鸣》中女子的口气疾急决然，连声催促，警夫早起，莫误公事；男的却一再推脱搪塞，淹恋枕衾而纹丝不动。此篇女子的催声中饱含温柔缱绻之情，男的听到再催后作出了令妻子满意的积极反应。首章与次章之间的空白，可理解为对男子的举动作了暗场处理，这样就自然地进入下面的情节。

　　第二个镜头：女子祈愿。妻子对丈夫的反应是满意的，而当他整好装束，迎着晨光出门打猎时，她反而对自己的性急产生了愧疚，便半是致歉半是慰解，面对丈夫发出了一连串的祈愿：一愿丈夫打猎箭箭能射中野鸭大雁；二愿日常生活天天能有美酒好菜；三愿妻主内来夫主外，家庭和睦，白首永相爱。丈夫能有如此勤勉贤惠、体贴温情的妻子，不能不充满幸福感和满足感。因此，下面紧接着出现一个激情热烈的赠佩表爱的场面，就在情理之中而不得不然的了。其实，诗人唱到这个琴瑟和谐的场面也为之激动，他情不自禁地在旁边感叹道：“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恰似女的弹琴，男的鼓瑟，夫妇和美谐调，生活多么美好。诗歌具有跳跃性，此篇的章节和诗句间的跳跃性更大。因而也给接受者留下了更为广宽的想像再创造的空间。关于这两句，张尔歧《蒿菴闲话》说：“此诗人凝想点缀之词，若作女子口中语，觉少味，盖诗人一面叙述，一面点缀，大类后世弦索曲子。”此解颇具创意，诗境也更饶情致，实为明通之言。

　　第三个镜头：男子赠佩。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丈夫这一赠佩表爱的热烈举动，既出于诗人的艺术想像，也是诗歌情境的逻辑必然。深深感到妻子对自己的“来之”、“顺之”与“好之”，便解下杂佩“赠之”、“问之”与“报之”。一唱之不足而三叹之，易词申意而长言之。在急管繁弦之中洋溢着恩酣爱畅之情。至此，这幕情意融融的生活小剧也达到了艺术的高潮。末章六句构成三组叠句，每组叠句易词而申意，把这位猎手对妻子粗犷热烈的感情表现得淋漓酣畅。

　　王质《诗总闻》说：“大率此诗妇人为主辞，故‘子兴视夜’以下皆妇人之词。”此说影响直至清代，故清人论“对答体”诗，大多追溯至《孔雀东南飞》而不及《诗经》。其实，《女曰鸡鸣》是首极富情趣的对话体诗，对话由短而长，节奏由慢而快，情感由平静而热烈，人物个性也由隐约而鲜明。

　　此篇的诗旨，至此也可以不辨自明了。《毛诗序》谓“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过于穿凿。朱熹《诗集传》以为“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则似有顾头不顾尾之嫌。闻一多《风诗类钞》曰：“《女曰鸡鸣》，乐新婚也。”也有难概全篇之感。统观全篇，实是赞美青年夫妇和睦的生活、诚笃的感情和美好的人生心愿的诗作。

　　（1）男子小心翼翼用白茅包好刚打到的獐子，怀着坎坷不安的心情送给心爱的女子，并称女孩就像这白茅一样纯洁美丽。

　　（2）二人亲热时女孩不好意思让他不要太粗鲁，以免招来人旁观的细节说明两位古代男女青年对待恋爱的方式是自然、直接、主动，对待恋爱的态度是真诚大方，朴实率真，不矫揉造作，女生还带着年轻的娇羞。

　　（3）獐和鹿，都是古人求亲的时候必备的礼聘之物，诗中引用这獐和鹿含义深刻。

　　诗经是收录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篇，当时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想封建社会过度，礼教尚未形成，社会风气较开放，古代男女对性的态度不像后世般受礼教禁锢，所以男女表达爱情还是比较大胆，直接的。谈情说爱、男欢女爱是人纯真性情的流入，不能言其淫艳、不符礼义廉耻。

　　《野有死麕》以它鲜明直面讴歌爱情的主题而显得极其可贵。 全诗三段，前两段以叙事者的口吻旁白描绘男女之情，朴实率真。第三段转变叙事角度的描写手法使整首诗情景交融，正面侧面相互掩映，含蓄诱人，赞美了男女之间自然、纯真的爱情。后人鉴赏《野有死麕》应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民俗风情及文化背景才不失之偏颇。

　　《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纯真的情歌，一首在荒烟蔓草的年代，人纯真性情的流淌之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