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天之方懠。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

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无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无自立辟。

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

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

　　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相鼠》大约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汉儒们“嫌于虐且俚矣！”意思是最粗鄙的语言暴力，是《诗》“三百篇所仅有”。但对此诗咒骂的对象，说法不一。前人对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二说：《毛诗序》以为是刺在位者无礼仪，郑笺从之；《鲁诗》则认为是妻谏夫，班固承此说。后一说虽然有何楷、魏源、陈延杰诸家的阐发，但究竟由于所申述的内容与此诗所显露的深恶痛绝的情感不吻合，故为大多数说诗者所不取，而从毛序郑笺之说。

　　《诗经》中写到“鼠”的有五首（《雨无正》“鼠思泣血”之鼠通癙，未计），除此诗外，其他四首都是直接把鼠作为痛斥或驱赶的对象，确实“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自古而然。而此诗却有所不同，偏偏选中丑陋、狡黠、偷窃成性的老鼠与卫国“在位者”作对比，公然判定那些长着人形而寡廉鲜耻的在位者连老鼠也不如，诗人不仅痛斥，而且还要他们早早死去，以免玷污“人”这个崇高的字眼。至于所刺的“在位者”是谁，所刺何事，虽曾有过多种说法，但已无法考实，翻开卫国的史册，在位者卑鄙龌龊的勾当太多，如州吁弑兄桓公自立为卫君；宣公强娶太子伋未婚妻为妇；宣公与宣姜合谋杀太子伋；惠公与兄黔牟为争位而开战；懿公好鹤淫乐奢侈；昭伯与后母宣姜乱伦；等等。父子反目，兄弟争立，父淫子妻，子奸父妾，没有一件不是丑恶之极、无耻之尤。这些在位者确实禽兽不如，禽兽尚且恋群，而他们却是骨肉相残。此篇诗人咬牙切齿，是有感而发。

　　此篇三章重叠，以鼠起兴，反覆类比，意思并列，但各有侧重，第一章“无仪”，指外表；第二章“无止（耻）”，指内心；第三章“无礼”，指行为。三章诗重章互足，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是《诗经》重章的一种类型。此诗尽情怒斥，通篇感情强烈，语言尖刻；每章四句皆押韵，并且二、三句重复，末句又反诘进逼，既一气贯注，又回流激荡，增强了讽刺的力量与风趣。

　　这是一首隐士的赞歌。题目就包涵着赞美的意思。《毛传》说：“考，成；槃，乐。”朱熹《诗集传》引陈傅良的说明：“考，扣也；盘，器名。盖扣之以节歌，如鼓盆拊缶之为乐也。”黄熏《诗解》说：“考槃者，犹考击其乐以自乐也。”总之，题目定下一个愉悦赞美的感情调子。

　　全诗分三章，变化不大，意思连贯。无论这位隐士生活在水湄山间，无论他的言辞行动，都显示畅快自由的样子。诗反复吟咏这些言行形象，用复沓的方式，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此诗集中描写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隐士形象。“硕人”一词，本身就带有身体高大与思想高尚双重含义。全诗反复强调“硕人之宽”“硕人之薖”“硕人之轴”，突出“宽”“薖”“轴”，实际上表示隐士的生活是自由舒畅的，心胸是宽广高尚的。他远离浊世，又使浊世景仰。因此，这个隐士虽然隐居山间水际，但仍然是受人们敬重仰羡的社会人。隐士是贤者，处身于穷乡僻壤。硕人是隐士，是贤者，是有高尚思想宽广胸襟的伟人，对此诗歌反复吟咏，诗内诗外，都得到表现。诗中描写的另一个内容，是隐居的环境。“考槃在涧”“考槃在阿”“考槃在陆”，无论在水涧、山丘、高原，都是人群生活较少的地方。隐士之所以叫做隐，当然并不仅仅在于远离社会生活。虽说前人有“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的说法，在朝廷、市井之中做隐士不是不可以；不过，一般说来，隐士大多数指远离人群集中活动的范围，到山林、水际、海岛等较荒僻地方去生活的一批人。隐士也可以说是自愿从社会中自我放逐者。诗歌采用了正面烘托的手法，把隐居的环境写得幽静雅致。山涧、山丘、黄土高坡，都不涉一笔荒芜、凄凉、冷落，反而成为一个符合隐士所居的幽雅环境。那么，贤良的隐士在幽雅的环境中，就如鱼得水，散步、歌唱、游赏，自得其乐，舒畅自由。于是，隐居之乐也永远不能忘却，更不想离去了。贤人、幽境、愉悦三者相结合，强烈地表达出硕人的隐居，是一种高尚而快乐的行为，是应该受到社会尊重赞美的。

　　诗歌每章一韵，使四言一句，四句一章的格式，在整齐中见出变化。全诗以山涧小屋与独居的人心境对照，木屋虽小，只感觉天地之宽。环境之美，留恋不出，尤其是一“独寐寤言”的勾勒，增界全出，在自我的天地之中，独自一人睡，独自一人醒，独一个人说话，早已是恍然忘世，凸现出一个鲜明生动的隐者形象。作笔的简练，选项取的镜头之典型，人物是呼之欲出，境之耐人寻，确有妙处。

　　全诗两章，每章四句，均以“鹑之奔奔”与“鹊之强强”起兴，极言禽兽尚有固定的配偶，而诗中男主人公的行为可谓腐朽堕落、禽兽不如，枉为“兄”“君”。全诗两章只有“兄”“君”两字不重复，虽然诗人不敢不以之为“兄”、以之为“君”，貌似温柔敦厚，实则拈出“兄”“君”两字，无异于对男主人公进行口诛笔伐，畅快直切、鞭辟入里。

　　此诗作者可能是一位女子，她唾弃那被她尊重，却品德败坏的男人“鹑鹊之不若”。意思是鹑鹊尚知居则常匹，飞则相随的道理。而这位被她尊敬的男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她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她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她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此诗的主旨应该立足于“女斥男”的根本之上。

　　全诗以比兴手法，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而作者还错把他当作君子一样的兄长。作者据此，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并没有直接对男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文本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巨大而有悬殊的逆向对比关系。从而使男主人公的恶劣形象直接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厌恶透顶。

　　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应该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

　　此诗两章开篇都以“芄兰”枝叶起兴，描述女诗人眼中“童子”的年幼无知。因为芄兰的荚实与觽都是锥形，很相像，故诗人触景生情，产生联想。这位女诗人与诗中的“童子”，可能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关系非常亲密。可是，自从“童子”佩带觽、套上韘以来，对自己的态度却冷淡了。觽本是解结的用具，男子佩觽并没有严格年龄限制，与行冠礼不同。据《礼记·内则》记载：“子事父母，左佩小觽，右佩大觽。”《说苑·修文篇》也说“能治烦决乱者佩觽”，故毛传谓觽是“成人之佩”，佩韘则表示“能射御”。当时，贵族男子佩觽佩韘标志着对内已有能力主家，侍奉父母；对外已有能力从政，治事习武。正因为如此，所以诗中的“童子”一旦佩觽佩韘，便觉得自己是真正男子汉了，一下子稳重老成了许多。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这一变化，在那多情的女诗人眼里，不过是装模作样假正经罢了，实际他还是以前那个“顽童”。最使她恼怒的是，本来他们在一起无拘无束，亲昵得很，而现在他却对自己疏远了，冷落了。因而“童子”的日常言行举止乃至垂下的腰带，无一不惹她生气，看了极不顺眼，甚而觉得这一切都是故意做给她看的。尽管他“容兮遂兮”，处处显示出一副成熟男子的模样，而她偏要口口声声唤他“童子”。“童子”的称呼，正包含着她似娇还嗔的情态，从这一嘲讽揶揄中不难察觉她“怨”中寓“爱”的绵绵情意。

　　全诗两章重叠，实际只有三个字不同，寥寥数语，就把“童子”态度的变化及姑娘的恼怒心理描摹出来了。这是诗经中惯用的复沓的手法，用以强调本意，诉说“童子”的不解风情。每章前四句一韵，后两句一韵，从乐歌的角度考察，后两句大约是附歌。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无自暱焉。俾予靖之，后予极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无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迈焉。

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小雅·菀柳》是一首揭露王者暴虐无常，诸侯皆不敢朝见的诗。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六句。

　　第一章开头以“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这个略显突兀的比拟句传达诗人强烈的愤懑之情，同时也让读者产生追究缘由的欲望：为什么茂密繁盛的柳树下，诗人却劝戒人们不要去憩息呢？诗人言在此而意在彼，接下来的两句述说缘由：“上帝甚蹈，无自昵焉。”意思是：大王虽然如同大树，可以乘凉，可是他暴虐无常，不可亲近，否则自招祸殃。“俾予靖之，后予极焉。”意思是：当初大王请我一起谋国事，如今莫名其妙受责罚。这是诗人现身说法，把与暴君共事的种种险恶表述无遗。整章诗或比拟，或劝戒，或直白，但都以“焉”字结句，呼告语气中传递着诗人的无限感慨和怨恨。

　　第二章诗意与第一章相似，在反覆咏叹中进一步强化了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诗人不可遏制的怨怒之气喷薄而出，却又不是尽情宣泄而后快，比拟中有双关，呼告中有托讽，虽是直言却用曲笔，以弦外之音感动读者，使议论中多了一点诗味。

　　第三章在前两章感情积蓄的基础上，由劝戒性的诉说转向声泪俱下的控诉，整章一气呵成，“有鸟高飞，亦傅于天”，意谓：再高飞的鸟也以天为依附。“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意谓：为什么难以预测彼人之心可能到达的极限呢？“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意谓：为什么当初用我谋国事，现在又让我遭凶恶？诗中鸟儿高飞是平和的比拟，逆向的起兴。从平淡中切入，渐入情境，最后以反诘句“曷予靖之，居以凶矜”作结，单刀直入，让人眼前凸现出一位正在质问“甚蹈”的“上帝”的受难诗人形象，诗人怀才不遇的悲愤、疾恶如仇的性情和命途多舛的遭遇都化作这句“诗眼”，给读者以震撼心魄的力量。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兴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彊御多怼。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上帝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

　　此诗开端“蝃蝀在东，莫之敢指”是起兴，写彩虹出现在东方。古人因缺乏自然知识，以为虹的产生是由于阴阳不和，婚姻错乱，因而将它视作淫邪之气，如刘熙云：“淫风流行，男美于女，女美于男，互相奔随之时，则此气盛。”（《释名》）彩虹在东边出现，自然是一件令人忌讳的事，所以大家都“莫之敢指”。接下去引出正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单这两句似乎看不出诗人的褒贬之意，然联系前面的起兴，诗人无疑是将淫邪的美人虹来象征这个出嫁的女子。所以前两句虽是兴，但兴中兼比，比兴合一，诗的讽意在不言中也就显露了出来。“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二句亦见于《诗经》的《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很可能是当时陈语，因而多引用之。

　　次章是首章的复叠。隮，亦指虹。所以“朝隮于西”接下便有“崇朝其雨”之句。说了暮虹，又说朝虹，这样反反复复，诗人就是旨在强调这个出嫁女子婚姻的错乱。

　　第三章点明题目。“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意思就是说：“像这样的女人啊，破坏婚姻礼仪啊。”如此刻薄斥骂的语气，表明了诗人对私奔行为的愤愤不平。这种愤愤不平基于两点，一是“大无信也”，即私奔者只知思男女之欲，而不能自守贞信之节；二是“不知命也”，即私奔者背人道、逆天理，不知婚姻当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全诗结构看，前两章是蓄势，此章为跌出。第一、第二章的横断不即下，欲说又不直说，为此章蓄足了力量，故一经跌出，语意自然强烈。此章四句末尾语助词“也”字的连用，也进一步烘托出诗人对破坏婚姻制度的私奔行为的痛心疾首。

　　按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不从母命的私奔女子，其实正是一个反抗礼教制度、争取婚姻自由的勇敢女性。封建社会对婚丧喜庆有着极其严格的礼仪规定，如婚事就得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事人无权自主择偶。《齐风·南山》中的“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就反映了当时周代社会的婚姻规范。或许此诗的女主人公就是《鄘风·柏舟》中那个大声疾呼“之死矢靡它”的少女，在得不到父母体谅的情况下，为追求爱情的幸福，义无反顾地私奔到意中人那里自主结合。这种大胆的私奔行为无疑为封建礼教所不容，所以一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便将她视作淫妇而进行严厉地斥责。从诗中两引当时陈语“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来看，她的这种愤怒的抗争也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同情，诗中所谓的“莫之敢指”，实际正是千夫所指。“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她尽管走出了这反抗的一步，但其悲惨的结局是不难想像的。孔子说“诗可以观”，这首诗便表现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诗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惠子相梁》这则故事，辛辣地讥讽了醉心于功名富贵者的嘴脸，表现了庄子对功名利禄的态度。故事发展出人意料，人物形成鲜明对照，比喻巧妙贴切，收到言简义丰的效果。

　　巧妙地采用了寓言的形式。庄子往见惠子，表明自己的清高，无意功名利禄，指责惠子为保住官位而偏狭猜忌的心态，但这些并没有直接道出，而是寓于一个虚构的故事中，使人感到意味隽永，具有更强的讽刺性。

　　善于运用比喻。其中的“鹓鶵”“鸱”和“腐鼠”都具有明显的比喻义，且比喻自然生动形象，特别是把鸱吓鹓鶵的情景刻画地惟妙惟肖，活画出了惠子因怕丢掉相国的官职而偏狭猜忌的丑态。按：庄子和惠子本是朋友，惠子先于庄子而逝，在《庄子·徐无鬼》中表现了庄子对墓中的惠子的怀念。

　　本篇表现了庄子无意于功名利禄的清高的品质。比起《逍遥游》中表现的虚无主义和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观来，还是值得肯定的。